第九讲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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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30日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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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
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
方能获得文化补偿，
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
时间上的延展。
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 统。以迁徙、聚合、贸、战争
为中介，
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
中国文化 因此易生气勃勃、
气象
万千。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
即因环境的多 样化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
随着原始
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分布中国内地各个地区的 先民，
也由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
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
秦汉以后，
中华大地 上的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
类型，这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 化。在长
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上述三个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
多方面交 汇
融合，
而气象恢宏的中国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
的。
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 br>400
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
400
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
是受太平 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
适宜农业
发展。
这一地区的广大区间，
先后 辟为农业经济区，
进而成为声名文物昌盛发达
的地域。
400
毫米 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
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
游牧人在这片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以放牧为生 。
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
族的文化特征说：
“中国”是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 土可耕，赋税可纳，婚
姻仕进可荣的地区；
“夷狄”则无城廓、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 游牧为
主，
全民善骑战，
极其勇猛剽悍。
汉时的匈奴，
唐时的突厥，
宋时的契丹、
女真、
党项，
以及后起的蒙古，
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 民族。
东北的夫余、
靺鞫、
女真，
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族，
则是 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
欧阳修的
《明妃曲》
日：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此话正可
用以概括游牧人、半游牧人的生活方式。
一般而言，
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
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
当
然，
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也不无吸引力，他们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
茶叶
和布帛、铁器，这种被称为“茶马互市”的物质交换 活动自古在游牧
-
农耕界线
的长城各关口进行。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 躁动起来，他们竞相
南下劫掠，
来如飚风，
去若闪电。
如果游牧人建立起比较 严密的社会
-
军事组织，
产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
便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 规模的征服战争，
甚至
“以
弓马之利取天下”
，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耕区 和农耕区的王朝。公元
5
世纪
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即为一例；公元
13
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
17
世
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更是游牧人入主中原的 大文章。
在枪炮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前的冷兵器时 代，
由硬弓长矛装备起来的骁勇骑兵
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而酷烈的气候，流动畜牧、四海 为家的生活方式，使
“骑马民族”
自幼养育为善战的骑士，
他们只须掌握铁兵器的制作 ，
便立即可以
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武装力量。
为了抵御游牧人的来袭，华夏
-
汉人作过各种努力。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
退守农耕区边界线；
相对强大时，
则西出邀击，
或远征漠北。
汉武帝
“发十万骑”
远征匈奴，
明成祖
“五征漠北”
，
便是农耕民 族向游牧人主动出击的实例。
然而，
游牧人朝发夕至，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为着确立 一种退可守、进可攻
的态势，
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历尽艰辛，
耗费巨大财力、
物力、
人力，
修筑起万里长城，
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 奇迹。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前述
400
毫米等 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
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
是 农耕人护卫先
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元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
农耕 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
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
农耕人与游牧人相往来，常常发生互摄性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大体沿着长
城展开，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
一方面，
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在
较低层次， 但他们也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
因生活的流动性而富于变化，勇于创 新，善于传播。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
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
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 异域文化，
并以粗犷强劲的
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
而游牧人则从农 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
进的生活方式、
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
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 发生历史性的
飞跃。
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
诸多北方民族消融于以汉 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
唐以后，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 br>族也不再见于史籍。
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
“胡化”
。
他们“用胡书”
、
“为胡语”
，最终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分布于南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域的游耕经济 与游牧经济一样，形成于人类的
童年时代。有的学者将此种经济形态称为“游种”①。
人类学词典上则称为“
Shifting Cultivation
”
，亦即 “游移耕作”
。游耕的核
心要素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和“不定居的生活”
：编纂 于民国年间的《桂
平县志》
曾概括南方山地游耕民族的基本特点说：
“其人以耕山为业 ，
迁徙縻恒，
略如北方之游牧。
”所言即是。
然而，
“游 耕不只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徙的不定居
生活。
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 关系、
意识形态的综合性概念，
一种社会经济模
式”
。
作 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
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定善农耕文化
的诸多特征：
第一，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
。所谓“刀耕火种”
，即“耕无犁锄，壅以
刀治土，种五谷”
，
“燔林木使灰人士，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
7
）
。
第二，与汉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不同， 游耕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
生活。如海南黎族“迁徙无常，村落聚散无定”
。湖南过山瑶“岁 时迁徙无定处”
（民国《蓝山县图志·礼俗》
）
。广西瑶人“地力渐薄，辄他徙”(
《皇清职贡图》
卷
4)
。广东等地畲族“其俗易迁徙”
（吴震 方《岭志杂记》
）
第三，由游耕经济模式所决定，南方山地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尚
处于不成熟水平。
这种不成熟性包括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不发达；
种植作物 单
一；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住宅简陋；保留原始婚俗风习等等。
南方游耕民族在流徙不定的山地游种生活中多呈散在状态，
和汉族不存在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