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正当性与杀人的必要性：杀死那个无辜的人
在很久很久以前-
革命正当性与杀人的必要性：杀死那个无辜的人
“杀死那个无辜的人”，这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
主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众多作品中，
“
杀死那个无辜的人”
往往是对于个体的宗教伦理考量。
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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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佐夫兄弟》
便走向了极至，“杀死那个无辜的小女孩”，
这一尖锐的问题
已直面上帝的存在了。在一个上帝已经离去，“没有了上帝，
一切都无所不可”的世界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永远只是
一个设问。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别尔嘉耶夫提出的
命题是，“拯救苦难的上帝”，上帝出自虚
无，虚无便是恶。所以，苦难的上帝便永恒地
在与恶的力量
作战，人生诸种苦难，皆由上帝与撒旦的战争而起。别尔嘉
耶夫向来为彼得堡的“宗教哲学们”视为同路人，
但流亡之后，
他却义无返顾疏离了“巴黎的流亡者团体”。哲人宣称，尽管
苏维埃的社会主义
革命带来了诸多恐怖，但是十月革命仍是
正当的，整日在巴黎做悲苦状的“流亡者贵族们
”根本就不懂
什么是“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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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自命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
乃是出于对后者哲学
思想的深刻理解。他对“革命正当性”的
认识是否来自于后者，却不得而知，但在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
伦理考量中，确曾出现过关于“革命的正当性”之思。
革
命的正当性与杀人的必要性
或许是深受早年的革命之
苦，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极少接触革命这一话题。唯有
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将“杀死那个
无辜的人”这一伦理
考量放进革命话语体系之中，这便是作家那部最受毁誉参半
的“反革命”小说《群魔》
。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
魔》时，“杀死那个无辜的人”这一话题似乎始终在宗教之外
的另一个领
域徘徊不去：革命与鲜血，正义与杀戮。作家在
小说中表述这一问题之时却不如此直观明
了，一如同时代或
晚于作者的众多评论者已经指出的，作家已经丑化了作为革
命领袖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但，革命领袖“杀人放火”这
一幕在作
家的笔下被描绘地实在太深刻，也太成功，让人不
得不在脱离小说的真实性本身而去思考
这一问题。
“杀人”
的革命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前身是在俄罗斯革命史上
名声甚恶的涅
恰耶夫。现在看来，涅恰耶夫这一出现在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人物确实很难算进后来的
民意党人或社
会民主党人之列，但他属于俄罗斯早期的革命者则毫无疑问。
涅恰耶夫因为革命组织稳定的需要而杀死了其中的一个组
织成员伊万诺夫——
即小说中的沙托夫，按照涅恰耶夫的看
法是，必须使用邪恶的力量把革命团体捆绑起来，
这一命题
即小说中反复提到的“败坏名誉的权利”，只有败坏全体革命
< br>者的名誉，才能使革命团体拧成一根绳。此案后为当局所破
获，
< br>在社会舆论界轰动一时。
由是，
也启发了作为“早年的革
命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反革命小说”《群魔》的灵感。
显然，
杀死伊万诺夫的理由已经隐含
在涅恰耶夫所论证的“严
密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之中。
革命这
一话语，
自出现十二月
党人政变未成的俄罗斯之后，便一直与正
义、进步等等话语
纠缠在一起，
难分难解。
涅恰耶夫之所以认为杀人理由正当，
是他认为对抗沙皇无孔不入的第三厅宪兵组织，
必须要有一
个更为严密的革命组织为其后盾。只有革命组织完善到服从
< br>革命领袖的绝对意志，才能顺利地组织革命暴动，从而获得
革命政权。不难看出，
在涅恰耶夫所提供的杀人理由中，正
当性的来源的提供恰恰是对立面的存在已经不正当。
据很多
传记作家和民意党人的回忆录指出，涅恰耶夫的人品无比高
尚，甚至感动了沙皇的狱卒为其效命。然而，对于涅恰耶夫
事件所持的纷争在进入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后，却衍变
成了革命的正当性与“杀死一个无辜的人”之间的伦理考
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不妨转换成如下悖论：作为正义、进
步事业的革命能不能以杀死一个无辜的个体作为换取历史
进步的必要条件？
同是这部小说中，
“杀
死那个无辜的人”
还在另一种语境之下出现，
“排头砍去，
杀死一亿人，
世界革
命就成功了”。
这一论点，
在围绕革命团体如何取得革命成功
的议论之中反复出现，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设问，“是以
拖拉机过沼泽的速度，
还是要象乌龟一样慢慢爬行”去革命？
不言而喻，
< br>选择肯定是前者——拖拉机过沼泽。
彼得·韦尔霍
文斯基
的论证方式是，革命必须以速度为担保，革命的速度
同时体现在杀人的速度之中，杀人的
速度越高、越快，革命
的成效和彻底性便越高。
以上两种杀人方式，围绕的是
不同的
问题。前一则设问是革命组织的隐蔽性和高效性必须
以鲜血加以稳固——类似于“歃血为
盟”的民间秘密组织方式；
而后一个问题则是革命所必须采取的手段问题，革命即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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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风行的变革，变革无疑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为代价，
而这“
牺牲”的代价越高，则革命的成功越快。
< br>革命的正
当性，
或许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群魔》
的难题。
不过，
依据小说文本，作家并不赞成革命领袖对于革命的正当性论
证。
涅恰耶夫事件十年之后，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风行
一时。
民意党人的暗杀的对象是当局的大员，
——
包括沙皇。
沙皇和他的官僚体系中的组成单位，这正是《群魔》中的革
< br>命领袖所阐明的必须要排头砍去的“一亿人”。民意党人的前
身是搞土地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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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农民的民粹党人，
并不从事政治斗争，
但却在
1874
年民粹派被沙皇彻底清剿了。所以民意党人暗
杀的正当性理由是，通过善意的改革已经无法拯救沙皇和他
的政
府，必须杀死恶的旧世界，才能唤醒新的俄罗斯。套用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话来说是，
“火凤凰将在革命的烈火之
中升飞”。现在要付出鲜血的一边，
是“邪恶的旧势力，顽固
的反动派”，
暗杀的正当性已经蕴涵了
这样的前提，
即被暗杀
一方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必
须将这些顽固的绊
脚石从大地上清除，俄罗斯方可新生。民意党人并不关注革
命组织的严密性这一问题，他们只关心革命的效率和速度。
在民意党人看来
，革命的成效就是杀死旧官僚速度的快慢。
民意党人在一八八一年成功暗杀了沙皇，但很
快由于其组织
方式的不严密而几乎全部为新登基的亚历山大三世所网罗
< br>并绞死。为此，善良的托尔斯泰伯爵甚至上书沙皇，恳请宽
恕民意党人。但“仁慈
的沙皇”显然无意搭理来自纳斯雅娜·波
良那的圣徒。
继完成《群魔》十年之后，作家耳闻了来
自东宫和外省的数次谋杀，凭其的敏锐直觉，他甚至可以嗅
出未来将要发生的大革命
的焦躁空气。那么，越来越激进的
情势是不是在预示着革命越来越“正当”？
在那部没有结
尾的长
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曾经把虚无主义的伦
理观推到阳光底下的伊万却首先没能
承受住价值虚无所带
来的“世界的午夜”，最后，伊万疯了。如果这算是作家本人
对于革命与伦理的回答的话，那么这一回答所指向的已不仅
仅是革命价
值的正当性问题了，而是现代价值的正当性。如
果现代价值是不正当的“虚无主义”，那
么革命又何来正当之
有？换言之，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都不过是价值虚无
之中的政治竞争。
那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该
站在哪一边，
是以鲜血和速度换取成功的“革命意识形态”还是以压迫和守
旧的“反革命意识形态”？
更明确地说，伊万的问题所指
向的不仅革命的正当性，而是正是已经日益失去统治的
合法
性的政府，沙皇所宣称的“东正教、专制主义、民族主义”这
三大“民族性”原则早已为知识分子所不耻，赞成这三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