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与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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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
中国民间传说以其丰富厚实、
绚丽多姿耀目于华夏文化，
被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
尤其是史
学家对它珍爱有加，
他们纷纷从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中去爬疏钩稽，
以期获得社会的
“
正史
”
来弘
扬史学
“
实录
”
精神的传统。
因而中华自有史官文化以来，
就与民间传说结下
了不解之缘。
一
民间传说在中国史官文化中被历代史学家广泛采用，
但态度是谨慎持重的，
有些史学家
想极力回避这
个问题，却又时时被它所缠绕。
人类有了历史，就产生了历史意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积累生产、生活经验，讲<
/p>
述氏族祖先的来历，
纪念部落英雄事迹，
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
将其不断地承续下
来，
虽然当时有简单的文字符号，
但脑记口述的民间传说却是史实保留的主要
方式，
因此远
古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
战国初期成
书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左传》
，
其编撰与孔子门徒有关。
在春秋时期，
一些原来传承在口头的历
史资料相继成文，
并和过去一些史实一起广泛地传承开来。
当鲁
国
礼崩乐坏，典籍散失之时，孔子门人纷纷游说诸侯国，
“
或适齐楚，或入河海
”
。他们从太史
接受《春秋》
，从乐官接受口头说唱，二者结合加上游说各国所听到的
民间传说，这些都为
《左传》的编撰准备了丰富的史学资料，也决定了这部史书对民间传
说的广泛运用。
作为我国封建史学开创之作的《史记》
，其作者的生活境遇及编撰通史体例的要
求左右
着该书对大量民间传说的采纳。
司马迁幼年时
“
耕牧于河山之阳
”
。<
/p>
大约十岁到长安，
博通
“
六
艺
”
，涉猎各类典籍及先秦
诸子、
“
百家杂语
”
< br>等。二十岁时远游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
此后侍从武帝出使过山西、
甘肃、
内蒙等地。
约于元鼎六年
（前
111
年）
，
受命出使
“
西南夷
”
，
安抚和视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天汉三年
（前
98
年）
，在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时，触怒
武帝，被判腐刑。自此后他对社会及人生的认识发
生了重大改变，将积累多年的史学文化、
民间文化运用到潜心撰写的史书之中，
《史记》中多处记录村野的民间传说即是例证。他在
阐述其撰史原则时说
：
“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
之行事，
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他在《报
任安书》中再次强调了他的史学观点：
“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
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
…
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
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他多次声称修写历史要
“
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
”
的观点，是对民间传说史学价
值的充分肯定。司马迁在清理上古史时，并非
一味地去
“
网罗
”
，
而是慎重地
抛弃了民间传说中神奇虚幻的情节，
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可信的
成
分。他将中国史的上限
“
自黄帝始
”<
/p>
，以《五帝本纪》为全书之首，认为庄子、屈原等文人
著作及
《山海经》
、
《淮南子》
< br>等书中所载的开天辟地、
人类起源及生活的猜想，
是无稽
可考，
不足为信，
所以他抛弃了
“
古未有天地之时
”
的说法，
可见司马迁严谨慎重的历史观。
他所坚
持的远古民间传
说欲有实物为证则为
“
信史
”
的观点一直贯穿在其修写的历史著作中，
后人司
马贞在为《史记》作索引后叙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
太史公
之书，上序轩黄，中述战国，
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以旧俗风谣。
”
如果说在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家受到
“
神学
< br>”
思想及社会发展诸多因素限制而大量采纳民
间传说是主
客观条件使然的话，那么近现代史学家又如何看待民间传说呢？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
古史辨
”
派
的历史学家，
对先秦古籍和民间流传的神
话传说中的史实进行辨
伪。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神话传说的辨伪中提出了著名的
“
层累地
造成
中国古史
”
的命题，该命题认为<
/p>
“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
”
，
“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
之物愈放大
”
，
“
我们在这点上，
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
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
中的最早状况
”
。
“
古史辨
”
派史学家正是依据此理论，剖析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不少史料，
辨别出不少真实可信的
历史成份。
如大禹，
顾颉刚先生认为他在周人心目中是最古的人
。
然
而禹原来是神，后来逐渐变为人，又变为夏后、舜之臣子，
到孔子时代才有尧舜。尧舜的翁
婿关系，人们熟悉的舜禹的君臣关系那是后来才编成的。
“
古史辨
”
派史学家们在辨伪上古史之真伪时
，
所选取材料绝大部分是典籍文书及民间流
传的神话传说。他们
在对大量民间传说进行研究后得出，古史传说是神话演变分化的结果，
并不反映真实的历
史，但从人们的古史观念之变化中，可以看出民间传说产生时
“
社会制度
和思想的潮流
”
，
有助于
“
推翻伪史
”
，
“
明了真史
”<
/p>
。
顾颉刚先生提出的
“
< br>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
”
，
作为考
史的途径和方法，不容抹煞。他倡导的用演进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化的民间传说，
表明
他继承了我国史学中传统的方法，他说
“
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
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
说的经历却重
”
。
“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
不在它的真相，
而在它的变化
”
。
由此可以看出，
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
“
古史辨
”
派所构筑的古史
“
新系统
”
，
是建立在远古的民间传说基础之上
的。
史学家徐旭生为复原中国上古史曾
在大量的民间传说中进行艰苦的爬疏，他所撰写的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其主要方法是
“
在无限的
传说里面，
找出来几个有客观价值的标识，
以为我们的向导
”
，
“
再将春秋以
前的传说，搜集起来，看看他们中间是否有冲突。如果有冲
突，
是否可以找出来一种满意的解释。
…
这样渐渐也就可以把我们古
史的间架大致地建立起
来
”
。徐先生集
中对我国上古史中的炎黄集团、风偃集团、苗蛮集团、洪水神话、仲康日食、
五帝起源等
进行分析，
并从黄帝以前的古史传说中分离出
“
信史
”
，
建立起自己的古史系
统间
架。在大量研究古史传说后，徐旭生先生写道：
“
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
的质素，
绝不是完全向壁虚造的。
古代的人不惟没有许多空闲，
来臆造
许多事实以欺骗后人，
并且保存沿袭传说的人对于他们所应承先传后的东西，
总是以为神圣，
传说的时候不敢任意
加减。
换句话说，他们的传说即使有一部分的失真，也是无意中的演变，并不是他们敢在那
里任意造谣。所以古代传说，虽不能说是历史经过的自身，可是他是有根据的，从那里面仔
细钻研和整理就可以得到历史真象的，是万不能一笔抹杀的。
”
尽管徐先生在该书中夸大了
民间传说的作用，但他从上古民间传说中去梳
理上古历史的作法是值得肯定的。
当代史学家郭沫若对民间文学的史料价值给以中肯的评价，他说
“
民间文艺家给历史提
供了最准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
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
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
真实、
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
因此，
要站在研究社
会发展史、
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
。
郭老在他的大量史学著作中贯穿了这一思
想。
从
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史学家们从不同方面对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给予肯
定。<
/p>
虽然有些史学家夸大民间传说的史学价值，
但他们利用鲜活的民间
传说资料，
并以考古
新发现和实物为证据的史学精神，
为复原中国上古史，
还历史真象开辟了道路。
他
们将民间
传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一贯传统。
二
中国史官文化保留丰富的民间传说，
以及中国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重
视，
这不仅因为民
间传说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民间传说
还能填补历史发展的空白，以及纠正
“
正史
”
所载之谬误。
根据人类学、考古学资料获悉，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大约在
180
—
175
万
年前，语言诞生
约为
50
万年前，
而我国文字的最早产生是在
4
—
5
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所发现的甲骨文。
那么
在文字未发明以前的漫长人类社会的历史如何保存？原始人的生活生产状况怎样呢？对于
通史学家来说，
绝不会置这段历史不顾。
为了
破译这段历史，
史学家们将其目光投注在丰富
的神话、
民间传说之中。
他们在建立上古史的框架时，
充
分利用那些
“
信古
”
< br>的民间传说材料，
依徐旭生先生所说
“
< br>必须是古的才去信，如非古的就不去信
”
，他所持
“
信古
”
标准是
“
以见于
《诗》
、
《书》
、
《周易》
的
《卦爻辞》
、
《左传》
、
《国语》
、
《逸周书
》
、
《论语》
、
《墨子》
、
《孟子》
、
《庄子
·
内篇》
、
《古木竹书纪年》等书的材料为第一等。
”
徐先
生本着恢复远古社会原貌的精
神，剖述了不少上古
“
信古
”
的民间传说，在他的精心考证、绵密分析中
，上古社会被复原得
井然有序。
《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他的通史构架中，抛弃了黄帝以前的
社会史实。他在《五帝本
纪》中打破了《尚书》中所记之事起于尧，将历史向前推至黄帝
。在《五帝本纪》中，我们
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远古传说中的人物面孔和社会礼俗制度，如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
舜以及禅让相承、
典礼制度等。<
/p>
这些上古丰富的民间传说中所留存厚实的社会史料，
无疑填
补了无文字社会历史发展的空白。
民间传说在无文字社会中的史学价值无可置疑，
那么文字发明后，
民是传说是否已失去
了它在历史中
的位置呢？
唐代著名文史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史学价值相当高的文学作品《张中丞传后叙》
。该
文
采用大量民间传说为著名爱国将领立传补阙。文中写道：
“<
/p>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
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
《张巡传》
。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所阙
者；<
/p>
不为许远立传，
又不载雷万春首尾。
”<
/p>
对于许远、
张巡，
当时史书载
“
以为巡死而远就虏，
疑畏死而辞服于贼
”
；
“
说着又谓远与巡
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
”
。对此
论说，韩愈利用民间传说进行辨驳，
“
愈尝从事于
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
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
之乞救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
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
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
语曰：
„
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
‟
因拔所
佩刀，
断一指，
血淋漓，
以示贺兰。
一座大惊，
< br>皆感激为云泣下。
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
即弛去；将
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
„
吾归破贼，必
灭贺兰，以矢所
以志也。
‟
愈贞元中过
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
”
。韩愈这篇为历史人物正言之作，缘
发于他
夜读史书上所载录的谬误。
他在辨文中一方面利用当地鲜
活的民间传说材料，
另一方面还将
民间传说与具体实物相印证，
以此增强文章的历史性、可信性。
再看一则清史中对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的记载：
“
（康熙）二年，鲁王殂，三年（煌言）
遂散迁其军，居悬澳。悬澳在海中，荒
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结
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
，一舟子而已。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知踪迹。夜
半，引兵攀岭人，执煌言及纶与部
曲叶金，玉发，侍者汤冠玉。
”
这则史料所载的事实有几个重大细节与民间传说相背。清史所
载张苍水被捕海岛为
“
悬
澳
”
，当地民间传说为浙江象山县西南的花岙岛，然而当时任浙江总督赵廷臣
在给皇帝奏疏
中说：
“
知煌言现在悬山
花岙
”
一语道破了清史中所载之谬误而佐证了民间传说的准确性
。
史
料记载张苍水上岛后只有少数几个亲信也不可信。
民间传说讲张苍水上岛后，
修建了两堵巨
大的城
墙，
并且在城里的山顶平地上有规模不小的练兵场，
岛上由张苍
水及士兵所营造的房
屋、石壁、层层石垒之梯田至今犹存，如果仅为几个亲信，显然既不
符合历史真实，更不符
合生活逻辑。
综上所述，
民间传说不仅在远古时代
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而且在文化发达的文明社会，
其史料价值
也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阅读中国史官们所修写的史传文化典籍之时，
< br>要抱严肃
审慎的态度，
不要一味去迷信而确信无疑。
其原因为我国古史绝大部分是由官方指定人员来
修写的，他们所修写
的历史必须站在官方立场来
“
实录
”<
/p>
历史，评价历史，如司马光的《资治
通鉴》中多处将农民起义领袖
诬之为
“
盗
”
、
“
贼
”
、<
/p>
“
匪
”
即为明证
。更有甚者，一些官方修史
者，
将广大劳动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
作用弃之不录。
官方意志，
阶级偏见一直左右着我国古
代的史官文化。
因此在认识和了解中国民间传说在史官文化中的功能后，
我们认为一部真正
的中国通史，
不仅包
括
“
二十五
”
史中的内容，
而且应该涵盖广大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所作
出的
贡献和发挥的作用，
并予以中肯的评价。
充分发掘民间传说中厚
实的史料文化，
还历史
之原貌，全方位地重现历史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