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节录)》
-
回忆我的父亲
(<
/p>
节录
)
杨绛
我父亲杨荫杭，
< br>字补塘。
笔名老圃，
又名虎头，
江苏无锡人，
生于
1878
年，
十九岁
(1897)
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
(1899)
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
缉，筹借
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
。那时候，
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
。他在辛亥革命
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
的
“疯骑士”
——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
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
死刑，
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首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
不过是京
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
(
现称部长
)
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
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
审查结
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了。那是
1919
年的事。
《民国演义》
上提到这件事，
说杨某其实没错，
只是官官相护。
据我理解，
我父亲的
“立
宪梦”
< br>，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曾问父亲：
“爸爸，你小时候是怎
么样的
?
”父亲说，
“就和普通孩子一
样。
”可是我叮
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
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
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那时候，
他的祖父在杭州
做一个很小的小官。
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
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
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
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
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
姑母说，我父亲先考入北洋公学，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学多久。他在北洋的时候，
有部分学
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
(
二姑母称为“洋鬼子”
)
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
除。带头闹的一个
广东人就被开除了。
“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
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
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
“还有我
!
”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
潮就此平息。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得失
学。
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
立即考入南洋公学。
我现在还存着一幅
1908
年
8
月中国留美学生
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
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
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
“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
说“这是刘麻子”
，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
叉腰说：
“我是老北洋。
”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
，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
“与其写空洞无
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
”还说：
“翻译大有
可为。
”
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
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
《万法精义》
和
一本原文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
。
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
我也从未读过。
他也
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
他称慈禧为误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
。
我也从
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
那时候，
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
授法律
课。
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
钟书看到过，
但是记不起书名，
可能是
《留芳记》
。
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
人。
我父亲为
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
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
/p>
“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
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
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
“祝你们
成功”
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
始人之一。
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
上面还有祖母。
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
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
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
费。
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
/p>
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
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
法官争辩。法官就责怪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翘起了
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翘得高高地
，侃侃而辩。据我大姐讲，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
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
个律师，翘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
由张謇的推荐，我父亲做了江
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
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
，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
只
记得二姑母说，
张謇说我父亲是
“江南才子”
< br>。
钟书
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
子”
。这使我不禁怀疑：
“江南才子”是否
敷衍送人的
;
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一才子“家到又一个
”才子“家
!
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
宅落
成后，
大厅上”
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
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最末一次题的匾。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
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
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
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
姑母曾跟我讲，那凶犯不把杀人当
一回事，杀了人，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
光
(<
/p>
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
)
、督
军朱某
(
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
)<
/p>
都回护凶犯。
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
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
;
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
/p>
“大宪”
，
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
。
可是据当时的宪法，
三权分立，
督军
省长不能干与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一一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
法
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
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想，父亲在北京的几年里，越发看透了当时的政府。
“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
辞官不干，但是正如他和我母亲讲的
：
“要拍了一下桌子再走呢
!
”我记得
父母讲到扣押了那
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
“那一
夜的电话没有停。
”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
父亲就被停职了
。父亲对我讲过：
“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撤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
分
;
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
是靠薪水过
日子的。
我父亲受停职处分是在我的暑假里。我记得他和一位爱做诗的
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
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赭
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
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
(
现称“动物园”
)
去
看狮子老虎，父亲
一人总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
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
草的枝枝叶叶，
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
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
下面注明什么科
(
如
茄科、
菊科、
蔷薇科等
)
植物，
什么名字。
中文下面是拉丁文。
我不知凭什么知道那是拉丁文。
我闭上眼
还能看到那些宇尾，因为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
看着，
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
每张
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
用
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
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
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
买去做教材了。
我父亲
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
“主笔”
(
这是
我大姐的话，
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
我父
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
)
。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
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
宿在校。
老家仍在无锡，
我们那个小家不久搬到上海，
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
暑假里，
有一天，
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
玩。
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
“稳健派”
< br>，
后来参
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
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
为“嘴巴”
。据我猜
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
(
我从没问过
，但想来
猜得不错
)
。
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
愤愤地说：
“他们
嘁嘁嘁嘁嘁，
只瞒我一个
!
打量我都不
知道吗
!
”
我想，
“嘴巴”
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
?
我们家最初到北京，
和
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
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
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
亲没再去过。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
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
世界上
(
指当
时社会
)
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
(
其实是指“自由职业”
)
。他
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
苏州。
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
房租，足
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
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
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
，
“从此多
事矣”
。他反对置买家产。
我父亲
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
他还有一套原则。
对本人来说，<
/p>
经营家产耗费精力，
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
< br>;
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
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
，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
亲明明白白地
说过：
“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
立。
”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
少爷即使还有，
也不多了，
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
;
“吃家当”
是
不行
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有时
怀疑，父亲是否又有个共产主义的幻想一一我说幻想，因为他决计不懂什么马列
主义，只
会望文生义，对共产主义有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幻想。他不止一次说：
“共产主
义有什么可怕，共了你的，你共大家的，还不好吗
!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
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
子，
“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
逃出去做了共产党。
”
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
那人的议论，好像共
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
。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
“你觉
得吗，咱们爸
爸很腐朽。
”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
爷”
。
在他眼里，
我父
亲是一个大律师，
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
当然是
“腐朽的资产阶级”
。
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
，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
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
我父亲主张人人该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表面上，这和“不劳
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
近吗
?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
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
“
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
意思是：得
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
，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
。
我私下的反应是，
“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
你能样样都有吗
?
”
，我父亲又喜欢自
称“穷人”
。
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
“老人”
，
一是
“苦人”
(
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
)
，
一是
“忙
人”
(
因为他活动较多
)
，一是
父亲自称的“穷人”
。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
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
仿佛是说，
“我是穷人，<
/p>
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
”
所谓
“穷”
，
无非指不置家产，
“自食其力”
。
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
“自食其力”
是没有
保障的
;
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
弱者的权益，
可是父亲只说是
“帮人吵架”<
/p>
。
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
;
便是婚姻问题，
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
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
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
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
她承袭遗
产。
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
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
“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
人，
有脸说出这种
话来
!
”
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
，
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
可是
我
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
(
其实不是“不能”而
只是“不该”
)
，结果父亲
主持了他们
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
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
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
“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
称心，
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
他做辩护
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
片至诚对我
母亲叩头表示感谢
;
多年后
对我们姊妹还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
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
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
其实那是诳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八路总指挥”
，法
院咬定他是共产党，
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
家，长衫汗湿了半截，
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
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
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
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
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父
。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
请大律师呢。
父亲自
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
篇小说的
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
有的律师公然索取
“运动费”
(
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
)
。
“两
支雪茄”就是二百元。
“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
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
肥，这叫作“树上开花”
。有
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
好友
“忙人”
也是律师，
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
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
(
父亲
从前的同学或朋友
)
。过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
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
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一一爱国志士。可
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
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
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
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
“我今天放了一个
‘屁’
。
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的大臭屁“。过一
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
(
《时报》
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
?
父亲很明显地不喜
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
母亲把剪下的纸黏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
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
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
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
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
钟
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
后来他对我说，
“爸爸是
‘望
之俨然，
接之也温’
。
”
我们怕虽怕，
却和父亲很亲近。
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
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
放焰口”
。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
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
听人家说
“今天是盂兰盆会，
放焰口”
。
我大惊小怪，
回家告诉父母，
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辞儿，不论吃的、用
的、玩的，都可以要
求“爸爸，放焰口
!
”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
/p>
个短寿，
都是用功过度，
伤了身体。
他常对我说，
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
“他是个低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