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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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陈峰
2012-01-31 09:50:13
来源：《中国史研究》
2009
年第
2
期
<
/p>
摘要：
先秦以来，
军功集团在王朝政治中
具有重要地位，
并发挥了极大的政
治影响力。然而，至宋代这一
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
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这一变化与
宋朝“崇文抑武”思想方略的推动，以及
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
< br>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内在联系。
它的出现，
形成
了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影响深远。
关
键
词：
宋代
/
军功集团
/
传统地位
/
政治影响
作者简
介：
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长期存在着军功贵族，
或军功阶层及军功集团，
其地位
显赫，
并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而到宋朝，
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
没有形成，
军功集团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
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
，
无疑值得关注，
它不仅反
映了宋代统
治结构的重要变化，
而且对其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目前，
学界
对这一问题尚未有专门、
深入的研
究①，
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
以探究其形成的
< br>动因及影响。
一、先秦以来军功贵族在政治上的传统地位及影响
众所周
知，
先秦时期，
源于早期氏族血缘巨大影响的三代，
大致实行了分封
的政治模式，
各级世袭贵族成为政
权的主要支柱和统治力量，
所谓
“世卿世禄”
< br>。
与此同时，由于早期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祭祀与征伐方面，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②，
即注重血缘祭祀维系宗
法统治的作用，
同时依赖武力手段征伐和
压制周边邦国，
因此各级贵族成为军事的主角，
出征将帅由公卿贵族承担，
战士
通常由下级贵族的士等组成。
周天子左右的大
臣，
除了在内执政外，
其对外的主
要职
责就是统军出征，
如姜尚、
周公东征等典型例证。
《周礼》
反映：
西周时期，
设置大司马一名，由卿大夫出任，小司马二名，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由
下大夫出
任；舆司马八名，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
名，由下士承担。
③即使“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时，贵族从军与崇尚军功的传统
依旧，如齐国仍设
21
乡，其中士乡
15
，“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
五乡焉”④，即齐国军队由
15
乡士构成，分别由国君与国子、高子统帅。而秦
国则在
原有与西戎融合的基础上，
又部分地继承了周代的制度，
尚武的
贵族继续
在军事活动中保持主体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贵族从军不仅是义务，而且也是
特权和荣誉。所以，当时贵族教育的内容——“六艺”，就有“射”、“御”等
军事性科目。孟子即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
< br>者，
射也。
”
⑤以后王安石指出
：
古代士人习
“文武之道”
，
以射术和御乘为先，
其他技能倒在其后，
“于礼
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
以是从战伐”⑥。由此可见，贵族与
军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人类文
明社会早期阶段的共性，即所谓人类“英雄”
时代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的同时，
诸侯、
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
烈。
随着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时间的延长、
战争方式及兵
种的变化，
特别
是各国围绕争霸图强的目的不断实施变法，
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逐渐发生演变，
下
层民众
更多地被征发从军，
军功的开放又撕裂了旧贵族的专属特权，
并
造就出一
批批的新兴贵族及阶层，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突出。秦国走“农战”的强
国之路，
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
终于用
武力手段灭亡六国。
其中二十等军功爵制
度的推行，引导国民发
展，大批新兴军功阶层从而成为秦国主要的统治力量。
秦汉时期，因为国家统一形势的需
要，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岭越，因此军
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 br>事实上，
由于军功贵族、
军功阶层在秦汉帝国的创
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遂长期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
如现代学者研究
指出：
“秦之国家和社会由此
完全由秦之军功受益阶层所支配和主导。”而汉初
军功受益阶层也完全主导了西汉建国后
五十多年，
历经汉高帝、
惠帝、
吕后与
文
帝。此后其影响力逐渐衰减，但仍持续了五十余年，
“直到武
帝末年从历史舞台
上消失”，前后影响西汉王朝超过一百多年。⑦还值得关注的是，西汉
时期将军
的地位极为突出，
如当时大臣列名时，
大将军及诸将军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
前。⑧宋代陈傅良云：汉朝“太尉相国
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
“武帝
留意边功，增设营校，
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冠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
将矣”⑨。由此可窥见当时将军
显赫地位之一斑。
东汉及其以后，
在以往传统政治深刻
的影响下，
开国军功集团在各王朝建国
后都拜官授爵，
并长期占据显赫的位置，
在统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东汉的南
阳豪强军功集团、
隋唐的关陇军功集团，
都在东汉与隋唐国家前期的统治中具有
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三国、十
六国、北朝及五代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大小政
权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更为强烈，一时武力
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
置，军功贵族、军功集团更扮演了主导政治的角色。
先秦以来，
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
集团长期
拥有传统的重要地位，
于是对当
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
使随着政权的不断演进，其特权地位逐渐衰减，
但其影响力仍能惯性地延续相当时间。<
/p>
就这一阶层、
集团的角色而言，
无疑具有
鲜明的尚武特性。因此，在国家发展的路线设计上，他们倡导走强军强国之路，
施政上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
特别是对外通常采取积极进取、
开疆拓土的态度，
如汉唐时代对塞外强大游牧势力的积极战略及其活动。
在极端化的情况下，
甚至
有“穷兵黩武
”的倾向，如十六国、隋炀帝及五代时期。而理性的统治者则强调
武功与文治之间的配合
，
如深谙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间的关系：
“斯二
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
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
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
其宜，武
士、儒人焉可废也。”⑩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平时
文治与建设中，文
臣则居于主导地位。
官僚体制自战国、秦朝形成后，虽然出现了文、武分工，但彼
此并无绝对的
鸿沟，因统治需要而常有“出将入相”之说。所谓“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
相，
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
相国代樊哙击燕，
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
迁
为左丞相，
以相国击燕。
郦商为将军，
以右丞相击陈豨”，其余如尹恢、陈涓皆以丞相出师。
(11)
再如隋朝杨素，唐朝
李靖、徐世勣、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也先后因军功而入朝
为相。据唐
人记载：“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于是世称：“
左
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唐玄宗时，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
边陲，入参钧轴”
(12)
。这同样说明军功
集团在政坛上的重要影响。
上述军功贵族、
军功集团长期的传统
影响，
还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了广泛的
导向作用。三代时期，贵
族因垄断军戎而造成的崇高社会荣誉自不待言。战国、
秦汉时代，
军功及军功爵对国人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获得军功爵不仅
< br>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而且还可以入仕为官。
如秦有所谓
“官爵
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
< br>(13)
之说，
即指秦之官职爵位的高低与军功的多寡存
在直
接联系。
汉代虽然对低爵授官加以限制，
< br>但官职对高爵者则仍然开放。
(14)
因此，
投身沙场博取功名受到世人的追逐，从而在社会上营造了强烈的崇尚军功的意
识。
这种军功爵制度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
其对社会价值观的
影响，
则更为深远。
即使是世族门阀盛行的两晋南北朝之时，<
/p>
士族中统兵者仍不少见，
军功也成为世
人
向往的重要目标。
当时影响颇大的
《颜氏家训》
指出：
“必有天才，
拔群出类，
为将则暗与孙武、
吴起同术，
执政则悬得管仲、
子产之教。
”
(15)
又谆
谆告诫道：
“习五兵，便乘骑，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
饭
囊酒瓮也。”
(16)
如名士阮籍之
谋求步兵校尉，谢石、谢玄之热衷带兵。现代学
者因此指出：将军在汉代已出现“用为优
崇之衔”的情况，可以加给并不带兵的
文官等。到魏晋南北朝时，诸“将军”逐渐演变成
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授予
的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
(17)
。这种原本武事性的将军称
号，
授于武臣之外文官的现象，
也折射出军功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有着根深蒂固
的
影响。唐代时期，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屡见不鲜，反映出世人的价值取向。如李
白勉励外甥从军：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
子，当斩
胡头衣锦还。”
(18)
一时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
是英雄一丈夫”
< br>之类诗句唱响南北。
中唐以后，
文人还常常以投身藩镇幕
府为晋
身要途，
自愿效力于武夫悍将，
所谓
“大凡才能之士，
名位未达，
多在
方镇”
(19)
。
五代乱世，学子弃文
从武的记载更不少见，更折射出武风甚烈的社会意识。
二、宋初以来抑制军功集团的举措及其效应
宋朝创
建之后，
在施政理念、
制度建设、
社会
变易的推动下，
传统军功贵族、
军功集团的命运遂发生了重要转
变，其政治影响力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宋太祖建国伊始，
如同以往王朝一样存在着开国功臣，
特别是协助赵匡胤发
动陈桥兵变的一批高级将领，以及追随宋太祖的部下将官，如石守信、王审琦、
高怀德
、
张令铎、
张光翰、
赵彦徽、
韩重赟、罗彦瓌、
王彦升及张琼等等。
于是，<
/p>
在宋开国仅几天后，
就公布了第一批奖赏的功臣名单：
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挥使迁
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高怀德由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迁为殿前副都点检，
张令
铎自侍卫
步军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他们同时获迁更大的节镇；
王审
琦则从殿前都虞候迁殿前都指挥使，
张光翰和赵彦徽也分
别由禁军厢都指挥使升
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并都由防御使升为节度使。
(20)
不久，韩重赟等人
也先后得到提拔。<
/p>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禁军宿将对新朝采取合作的态度，
对稳定
时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原后周侍
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
殿前副都点
检慕容延钊，都手握重兵在
外，但因与赵匡胤关系密切，主动称臣，因此分别被
提拔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
点检
(21)
，获任禁军两司最高军职。这样，
在宋朝建国初就形成了一批武人组成的军功集团，
他们还代表了唐末、
五代以来
在社会、
政治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军人力
量。
如果依照传统习惯，
他们将自然成为
宋朝统治的骨干力量，并在政治上占据显赫的地位与影响。
然而，
唐
朝后期、
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
武人跋扈。
当此之时，
盘根错节的各种藩镇武装势力控制了各地，
不仅社会经济遭到破坏，
而且国家秩
序混乱，文官集团
受到压制，皇权也走向式微。事实上，五代十国的大小帝王也
大都为藩镇出身的武君。后
晋时，军阀安重荣便敢于发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
为之，宁有种耶！”
(22)
的呼声。体现出社会观念对传统君权神圣法统的挑战。
这种强烈的时代背景，必然对宋初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
因此，
宋初统治者一方面急于统一天下，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思考如何恢
复统
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
乱的核心症结时，
一
致认为便是臣强君弱所致，
其祸根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
(23)
如
宋
人总结：
“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
皆以兵。
兵权所在，
则随以兴；
兵权
所去，
则随以亡。”
(24)
于是，在
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收兵权举措，并消
弭武臣武力取天下的观念，
以结束动乱、
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统治，
这正
是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
在上述
背景下，
宋太祖首先要解决的是功高震主的功臣问题，
以消除来
自身
边禁军高层的直接威胁。
建隆二年
(
公元
961
年
)
，
宋太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和韩
令
坤的两司最高军职。不久，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举，剥夺了殿前副
都点检高怀
德、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禁军帅
职，令诸将各归本镇。
而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两职不再除授。石守信同样被责
令出镇，虽仍兼任马步军都指挥
使一年左右，
“其实兵权不在也”
(25)
。而马步
军都虞候一职，在张令铎罢任后“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
< br>(26)
。此举其实只是通
过经济赎买的办法，
剥夺一批开国功臣统帅禁军的权力，
与以往汉高祖杀戮功臣
的精神一致，仅仅是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
宋
太祖统治集团在完成以上举措的前后，
又对藩镇势力逐步加以压制。
最初，
除了对反抗的李筠和李重进两大藩镇镇压外，
对其余
节度使则采取包容默
认的态度，
并不断提拔有功的将领进入节度
使行列。
在控制兵权之后，
便采取一
系
列削藩举措，如利用一些旧藩镇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机会，解除他们
的节度使之
衔，并终止其后嗣继任，从而结束了藩镇世袭的陋习。开宝二年
(
公
元
969
年
)
，再通过“后苑之宴”，集中解除了一批旧藩镇的节钺，“召前朝慢
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
(27)
。与此同时，实施“稍夺
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2
8)
的措施，对各地节度使的地方实权予以剥夺，
在制度上逐渐
形成文臣知州、
知县管理地方的体制，
取代了旧有藩镇属下的武
臣
刺史、县令，节度使遂演变为位高而无权的官衔。
大致来
说，在宋太祖的压制下，军功将帅及其家族享受到优厚的经济待遇，
在“杯酒释兵权”过
程中，赵匡胤还鼓励他们置买歌儿舞女、良田美宅，为其发
财致富打开便利之门。
同时，
其子弟也享有恩荫入仕的权利，
但却失
去了以往世
代把持政治大权的机会。其实就其恩荫的特权而言，与文臣高官并无多大差别
。
所以，他们也不能成为政坛上的垄断势力集团。
最后，
宋太祖君臣还动手解决长期存在的文、
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
禁止
将帅干预中央和地方政治，
强调文
臣与武将的角色与分工
(29)
，
并采
取各种措施
逐步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在体制上牵制武
将势力，
以便从根本上杜绝
来自武力因素对国家秩序的危害。<
/p>
宋初以来，
统治集团更在意识形态上予以配合，
< br>竭力恢复并强化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
以维持社会稳定。
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
气，
在社会意识中消弭重武轻文的观念，
以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政权秩序。
宋
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旨在向天下传递尊儒重文的信息。可以说，
“崇文抑
武”的治国思想、方略就此初步萌发。
(30)
经过宋
太祖朝治国思想方略的启动、
一系列制度建设和举措的推行，
武
人不
仅远离了朝政的中心，
而且军功集团也趋于瓦解，
逐渐退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
构，其政治影响力大为减弱。
< br>宋太宗即位后，
继续了以往的施政路线，
尤其是随着二次
北伐的失败，
宋统
治集团将注意力转向内部，采取“守内虚外”
之策
(31)
，从此彻底放弃武力收复
燕云的目标，
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
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
积极防御的战略
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
据记载，
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
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还告诫道：小人
(
< br>指武将
)
好战，
“事成则获利<
/p>
于身，
不成则贻忧于国”
；
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
特别提出
“兵久则生变
”
的劝诫，
深得宋太宗的认同。
(32
)
基于第一次北伐期间有将领谋立宋太祖之子事
件的教训，因此
，宋太宗加剧了对武将的猜忌心。王船山即敏锐地指出：
“宋所
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33)
于是追
求专制皇权统治稳定
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因此，“崇
文抑武”的
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即：侧重于以儒家道德思想治国，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
，
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以求长治久安。
表现出的国家发展
路线便是：强调文治，重心在内，回避、放弃
武功。为了防止军事将领群体干扰
其主导方针，又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对武将处处设
防，不断钳制打压。
通过宋太祖、
太宗两朝的上述举措及
活动，
开国军功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政
治势力在政坛上失去了发
展的空间，
很快被瓦解和边缘化了，
军事将领仅仅成为
官僚队伍的一部分而存在，
而唐末五代以来强大的武人社会力量也迅速消
解。
到
宋太宗朝，
武将群体不仅地位下
降，
而且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
受到士大夫
的轻蔑。
以至于文臣王禹偁为此不平，
提出了
“望减儒冠之赐，
以均战士之恩”
、
“抑儒臣而激武臣”
(34)
的激进主张。
位居枢密使的大将曹彬，
在街市上与士大
夫相
遇，也要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
(35)
曹彬此举颇具有象征性
和示范性。
宋人张演指出：
“宋朝之待武臣也，
厚其禄而薄其礼。”
(36)
也就是说宋廷
对武将在经济上给予优待，
但在权威、
礼仪上却予以压制和
歧视。
此语极为深刻
地道出了宋朝压制武人及军功集团的精神要
点。
这种以钳制、
打压为根本，
以优<
/p>
容、宽纵为表象的做法，实非偶然或一时权宜，而是出于当时“崇文抑武”思想
方略与现实统治的需要。
事实上，
宋初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
除了统治者的主动举措外，
其实
还
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即：
唐宋之
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
中古时代的特权门阀
世族至宋已经消亡，
士庶区隔消失后，地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军功
贵族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环境。
同时，
宋朝在以往的基础上，
大规模实
行了募兵制
度，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
(37)
而在租佃经济发展起来的背景下，募
兵队伍主要由被土地排挤出来的
破产农民组成，
另外还包括充军的罪犯，
因此其
社会地位便低于以往征兵制下的军人，
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
可以说明。如宋代人指出：
“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
足以自托于乡里
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
(38)<
/p>
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也极大地
削弱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
严。
而极端化地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
自然进一
步抑制了军功集团的社会影响。
三、宋朝军功集团消失的影响
宋朝开国以来，
< br>在前述一系列方针、
举措的推动下，
军功集团迅速退出政
治
舞台的中心，
以往长期存在的军功影响政治的传统因此发生变
化。
而这一结果的
出现，
对宋朝政治及
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的说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
首先，
加速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
在政坛的崛起。
如上所述，
在唐宋之际
社会巨变的过程中，
宋统治者代表以地主为主的有产阶级的利益，
认为
“富室连
我阡陌，为国守财，缓急盗贼窃发，边境骚动，
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39)
。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
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是无法像以往
对待少数贵族、
世族那样都给予政治特权，
只能通过选拔或流动的办法，
由
他们
中的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
于是科举制度迅速
发展，
必然成为选官
制度的主体。
随着宋
初抑制军功集团的措施和
“崇文抑武”
方略不断发挥效用，
大致到宋
太宗朝后期，
武将势力在政治上已
逐渐处于配角的地位，
科举官僚则居于统治集
团的核心，
随后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至宋真宗朝以后则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
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
事实，如北宋宰相共有
71
人，其中
64
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
7
人中，
其中仅有
3
人为开
国功臣，
而在所有的宰相中，
竟无一人出身武臣。
(40)
南宋时
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
62
人，其中
51
人出身科举，
6
人出身太学生，
其他<
/p>
4
人出身恩荫，
1
人出身武臣。
(41)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军权旁落、
武人干政，
宋朝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
策和机要。
随着形势的发展，
这一机关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
人数上占据优势。
宋真宗朝“澶渊之盟”后，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武
臣很快就
从枢密院退出，直到北宋灭亡，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
(42)
南宋时期，由宰
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
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大约在“澶渊之盟”
后出现了文臣参与统军的现象，
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
武将充当
副
将的制度，
如宋哲宗朝人所说：
“臣窃闻祖宗之法，
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
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
，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
唯所指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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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确已达到前所未
有的地位。
(44)
北宋中叶人即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
文士也，
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