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一)
-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
附
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
一
)
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
按照一般看法，
这一权力是不断加强的，
至明清而尤甚。
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
便会
感到
历史事实未必如此。
（一）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体政治制度行使权力，
这种政治制度，
是在长期统治中经过无数政
治家、思想家反覆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固定下来
的。
另一种情况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实际行使中，
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
大
臣留下来的政治制度，
而且也可以随时扬弃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
政治制度。
换言之，
他
的权力不受任何
制度、法律的约束。他可以
“
任心而行
”1]
。
如果就后一种情况言，
可以说，
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
两千
多年全都一样，
并无变化。
试看：
<
/p>
秦始皇统治之时已是：
“
天下之事无小大
皆决于上
”
，
“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
倚办于上
”
（
《史
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
。这话虽有夸张，天下小大之事极多，秦始皇一个人精力不管怎样
充沛
，也是处理不过来的，可是它却说明，皇帝拥有这种权力。至于他平时行不行使，以及
行
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开周围的
“
丞相、
诸大臣
”
，为
所欲为。早在战国之时，申不害、韩非等已强调，君主决不能将手中权力分给
臣下，必须
最大限度行使，实行
“
独断
”
，宣扬
“
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2]
。在秦始皇之
后，李斯又总结说：君主必须
“
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
；
“
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
能
……
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3]
。这些表明，秦始皇
“
独断
”
所反映出来的制度，并非
偶然出
现，是有思想基础、理论根据的。
如果认为秦代统治时间短，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君权：
《汉书》
卷六十
《杜周传》
：
汉武帝时为廷尉，
“
善候司。<
/p>
上所欲挤者，
因而陷之；
上所欲释，
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
。有人责怪他<
/p>
“
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
。周曰：
“
三尺安
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
。这条材料充分反
映了一个根本事实：
“
人主意指
”
是凌驾一切的，君主爱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过去一切制度、
律令，都必须依据在位君主承认与否，而决定是否继续生效。
《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
：
汉武帝时为丞相
。戾太子起兵叛乱，战败，
“
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
得出。丞相
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
‘
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
’
丞相释仁
。
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
‘
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
’
胜
之皇恐，自杀
”
。其实，自汉高祖以来便存在
着官吏有罪先请制度
4]
。当时，戾太子已败，
大局已定，
暴胜之以为不当擅斩田仁，是对的。可是汉武帝因为是儿子造自己的
反，愤怒已
极，哪里管过去有什么制度，他认定这时丞相斩司直就合
“
法
”
，于是暴胜之便只得自杀了
。
这是杜周
“
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p>
”
这话的一个例证。试看汉武帝一生，除年青时受到太皇太
后、
皇太后一点约束外，
完全是独断专行，<
/p>
为所欲为，
宰相无不唯命是从。
这不就是
秦代
“
独
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
制度的继续吗！
东
汉也是一样。史载汉光武
“
总揽权纲
”
，
“
政不任下
”
；明帝
“
总揽威柄，权不借下
”5]
。以至
有人说宰相（三公）变成
“
备员而已
”6]
。
这和李斯所说
“
明君独断，故不在臣也
”
，也没有多
少区别。
试问：秦汉两代皇帝这种独断专行之权，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强了些什么呢？
当然，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全国各地交通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代一些爱揽权的皇帝
，
手伸得很长，所处理的统治事务，数量增多，范围扩大
7]<
/p>
，为保证
“
独断
”
，控制臣属的手段
也进一步严密和多样化（如明帝对臣下行廷
杖等）
，表面看来，似乎权力加强了。其实，这
只是这一封建君
主专制权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在具体行使中，
多行使一些，<
/p>
还是少行使一
些，方法高明一些，
还是粗
疏一些的发展变化，至于这一权力本身，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
成以来所具有的至高无上
、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约束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说，权
力没有任何加强，也不
可能再加强。
后一种情况既然如此，
要讨论封建君权不断加强与否的问题，
便只能根据前一种情况来考虑。
< br>
如所周知，
为了保证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有效行使，<
/p>
更好地保护整个地主阶级利益，
两千多
年
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对于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
有的皇帝遵守，
有的
皇帝摆脱，摆脱时便表现为
“
任心而行
”
，大权独揽
，出现上面我所提到的情况。可是就历代
王朝绝大多数一般君主言，还是遵守远多于摆脱
。如果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则应当承认：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其发展总趋势
，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个根据便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
文明程度的提高，
以及历史上各王朝兴
亡之经验教
训的反覆提供，
地主阶级政治家、
思想家在总体上不得不拥护君
主专制制度的前
提下
（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出现，
只有这一制度能统一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
意志与行动）
，对它与皇位世袭制度结合所产生的弊病与危害
8]
< br>，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
们在原则上几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与大臣，虚心纳
谏，克制
“
私
”
心，遵守各种由长期统
治经验凝固而成的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
实际上就是想限制
（实即削弱）
皇帝独断专
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们知
道，皇帝并非自封，要靠地主阶级通过官吏拥立
9]
；政治制度
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
决定，
归根结底得看能否适应整个地主阶级
利益之需要，
而决定是昙花一现，
还是较长期行
用。
现在既然反映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
舆论
，
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政治制
度限制君主专制权力，则纵
然少数英主、暴主例外，绝大多数君主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
舆论的影响而遵守具体政
治制度；
而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
从总趋势看，
也就不可能不是限
制和削弱君权的。
下面我们来看历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治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个思想：
“
巍巍乎，
舜、
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与焉
”
（
《论语
·
泰伯》
）
。
战国时孟子也引用
了这话，并作了发挥（
《滕文公上》
）
。后代儒家多理解为这是指君主之任
务在于任贤使能，
放手让大
臣去干，
而不必亲自参与具体政事之处理。
将
< br>“
而不与焉
”
之
“
与
”
，
释为参与
10]
。这种理解大概是对的。因为荀子也宣扬同
样的思想。他说：
“
彼持国者，
……<
/p>
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
”
。如得到贤相，由
他
“
要百事之听
”
，自己便清闲了。这就叫
“
劳于索之
（指贤相）
，
而休于使之
”
，
“
垂衣裳而天下定
”
。
例如
“
汤用
伊尹，
文王用吕尚，
武王用召公，
成王
用周公旦
”
，
齐桓公用管仲便是
11]
。
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是鉴于战国时期
各国变法以后，
君位世袭虽无法选择，然相位不世袭（变法废弃了世卿世禄制）
，尚贤使能，可以选择，这
一基本情况提出的
1
2]
。随着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13
]
，随着秦
汉以后不少世袭皇帝独断专行，
胡作非为，
带给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严重危害日益明显，
上
述政治思想便成为后代限制君权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
反映了越
来越多的政治家、
思想家的
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
在汉代曾经流行天人感应说，
宣扬
“
以人随君，
以君随天
”
（
《春秋繁露
·
玉杯》
）
，
它的企图之一便是用
“
天
”
，用
“
灾异
”
来限制君主滥用权力
14]
。这也是一个重要思
想武器，
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
思想家为了限制君权，绞尽了
脑汁。
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发展，
天文
学
进步，这种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15]
。魏晋以后，在不
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
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
治得失，经验教训。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
：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
“
希与朝
政
”
。高柔上
疏曰：
< br>“
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