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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

莫砺锋

在中华 先民的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

中，“诗言 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

，虽说它不一

定真是产生尧舜时代，

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

< br>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

《左

传》

(

襄公二十七年

)

载赵文子 之言曰“诗以言志”，

《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

《荀子儒

效》

云“诗言是其志也”，

皆为明证。

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

念，

其实在最初，

“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 br>正如孔颖达在

《左传正义》

中所说：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到了屈原，便径以“抒情”为作诗旨趣。

《 九章惜

诵》云：“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抒情。”他用“情”字 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

状态，正与前文所说的“志”可以互训。由此可见，中 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

非常明确的认识：

诗歌是抒 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

与人生无关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

有立足之地的。

从表面上看，

古人极其重视诗的实用价值，

闻一多指出：

“诗似乎也没有 在第二个国度

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 宗教，是政治，

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

《神话 与诗》

）正因诗歌具有如此巨大的实用价值，

孔子才会恺切周至 地以学诗来教育弟子。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

《诗经》才得以跻

身于儒学经典之列。

然而只要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回归 到作品自身，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那些

作品的发生背景，那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部《诗 经》

，除了少数祈福禳灾的祭歌与歌功

颂德的颂词之外，其余的 都是“诗言志”的产品，

而《诗经》

的这种性质也就奠定了整个 中

国诗歌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清人袁枚所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 ，不

关堆垛。”（

《随园诗话》

）由《 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

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

千汇万状，

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

抒情 的性质必然包含超越实

用功能的意义，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得好：“气之动物，物 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

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 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

莫近于诗。”此语虽然本于《诗大序》

，但显然更增强了超越的意味。正因如此，诗歌不但

是先民们如实反映人生的工具，而 且是实现人生超越的利器。

在中华先民看来，

诗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

中华先民崇尚一种观物取象、

立象

尽意的思路，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

《周易》的卦象、汉字的象形

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华文化具有偏重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

征。先民们在追求真理时，往往不重视局部的细致分析，

而重视综合的整体把握；< /p>

往往不是

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智的研究，

而是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

如果说古希腊的智者

追求 的是逻辑分析的严密性，中华的圣贤却是以主客体当下冥合的直觉感悟为智慧的极致。

在

《庄子田子方》

中，

孔子赞扬温伯雪子 说：

“若夫人者，

目击而道存矣，

亦不 可以容声矣。

”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运思非常相似。试 看孔门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谢良佐评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

，

子夏因论《诗》 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

。”（

《四书章句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