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

于会议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则成为中共党史上长期未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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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召开之所以遗留下这些问题，有着当时特定的社会

背景。

一方面，中 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没有留下直

接的文字记载。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进入 了北洋政府反

动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中国人民在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重新陷

入黑暗的深渊，生 活“困苦日甚一日”。封建军阀大力扩充军

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制定一系列反动法 令，剥夺人民

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任意逮捕、杀

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民众。在这种环境下，要公开提出建立政

党进行革命，这是不 可能的事。由于政治环境差别较大，各

地建党活动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以开会的方式宣 告建党，

有的以个别联络的方式组党，但是共同的一点都是在秘密状

态下进行的。为了方便活动，往往采取公开的群众团体作掩

护，比如长沙的早期组织 以文化书社作为内外联络的秘密机

关，武汉小组以“刘芬律师事务所”做掩护，作为党的 机关，

进行党的各项秘密活动。

另一方面，客观地说，当时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对召开和

出席一大的历史意义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共一大召开重大

而深远的意 义，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评价，

再怎么说都不为过。

但在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完全认识到。因此，作为中国共产

党主要创始人的“ 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

一大。陈独秀那时在广州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 员长，正在为

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而李大钊

作为北大教授，还兼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正

忙着给这些学校追讨 薪金，难以抽身参加一大。北京党组织

的邓中夏、

罗章龙也都因 参加其他活动，

最后确定由年仅

19

岁 的刘仁静作为参加一大的代表。不去参加一大当然各有各

的理由，但是把这些理由与一大 的历史意义相比，无疑是不

可同日而语，至少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是这样。刘仁静回< /p>

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