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成为一种 把握文学历史的相当稳定的思维惯性和心理定势—历史似乎原本就应该是、

或者干脆原本 就是这么一种框架。

这种思维惯性和心理定势，

也成为人们阅读 一部文学史著

作的心理期待—如果在一部文学史著作中不能一目了然地寻绎出这种习见的 写作框架，读

者便会感到茫然无措，如堕五里雾中。尤其是作 为教材的《中国文学史》

，更必须无可选择

地采用这一传统的写 作框架，

以免同以往的文学史教材互相抵牾，

使学生无所适从，

否则将

不利于学生简捷容易地找到进入文学史的大门。

而袁著正是采用了在传统中求新求变的写作

策略，以沿袭与创新的互动推 进文学史写作的变革。这里仅以每编必有的“绪论”为例。袁

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 史》却采取了另外一种逻辑思路：在每一编的“绪论”中，特意

选取一定历史时期中文化 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若干特征加以论述，

深隐地显示文化与文学之间

的互动关系同时，着重选取一定历史时期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的一些突出特点，详加描述，

聚焦地突出在文学史中文学自身的本体地位。

例如第一编

“ 先秦文学”

的

“绪论”

分为四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 br>、

“先秦文学的形态”

、

“先秦 文学作者的流变”

、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

< br>展的轨迹”

，分别从发生论、形态论、主体论和流变论四个方面，清晰地勾勒出先 秦文学与

先秦文化的内在联系。又如第二编“秦汉文学”的“绪论”也分为四节：

“汉代作家群体的

生成”

、

< br>“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

“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

、

“汉代文学样式的殖革及分

期”< /p>

，分别从主体论、形态论、思潮论、文体论四个方面，深刻地揭示出汉代文学与汉代文

化的动脉经络。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绪论”则分为六节

: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

评的兴盛”

、< /p>

“动乱中的文人命运与文人风尚”

、

“门 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

“玄学

与文学的渗透”

、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从观念< /p>

论、主体论、制度论、思潮论、流变论几个方面，生动地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文化与魏晋南北

朝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当然，这部文学史出自众人之手，各编“绪论”的构思取向和学术 质

量并不都是均衡的，

有的深思熟虑、

异彩纷呈，

有的散漫随意、

断制简单。

即使一篇

“绪论，

之中，虽然同出一位作者之手，有时也瑕瑜互 见。但从整体上看，这部文学史的“绪论”的

确体现出全书“总绪论”所标示的撰写目标 和撰写方法，即坚持“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

化学视角”

。< /p>

这就是说

:

第一、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

。

“紧

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

< br>;

第二、

“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

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

，

“清晰地描述出承 传流变的过程”

；

第三、

“注意文学史 与其他相关学

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

。这种“文学本位、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

角”

，正是这部文学史 著作汲汲追求的创新之所在。它所开拓的文学史写作格局，昭示未来

的典范意义。仅就这 一点而言，作为“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之一，袁著是当之无 愧的，

足以担当得起“面向

21

世纪” 的重任。（参考郭英德的《沿袭与创新的互动——袁行霈主

编

<

中国文学史

>

读后）

< br>

袁行霈主编之

《中国文学史》

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部文学史

,

具有知识性、

创新性和前瞻

性

,

既立足于文学本位

,

也关注 文学史的其他层面

;

既能够深入文学史的实际

< br>,

进行整体的把

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