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
-
“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
“五四”时期，文学流派和文论思想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文学研究会，持
< br>“为人生的艺术”
的主张，
它阐述了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
学观；
另一派则是创造
社，持“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
了中国化浪漫主义的文学观。这两种文
论看似对峙，
却都来自于
西方近代文论的传统，
都是对之加以中国化的转换的结
果。正如
周作人所归纳：
“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
< br>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
以
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
„„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
不承认
有与人生脱离
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艺术为伦理的工具，
变成
一种坛上的说教。
”
虽然，这两种文论思想都着眼于艺术功能论，但是，
“为人
生的艺术”的主张，实际上暗含着文学能够再现“现实的人生”的思想，而“为
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实则强调了文学能够作为“我的表现”而存在。二者都打上
了西方传
统再现论的烙印。
艺术与人生的关系，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的中国逐渐滋生蔓延，
这与当时
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是不可分的，与推崇“德先生”
“赛先生”是不可分的。那
时，社会的进步急需文艺的先行与振兴，故对传统“文以载道
”的文论采取了激
进批判的立场，
但同时，
这时的文论也强调艺术对人生所产生的推进作用。
不断
涌现
的关于
“艺术——人生”
的论文蔚为大观，
如
《美感与人生》
（杨昭恕）
、<
/p>
《艺
术与人生》
（一羽）
、
《由美学上所见之人生》
（杨昭恕）
、
《艺术与人生》
（雷颂常）
、
《艺术与生命》
（穆时英）
等等即可
见一斑。
仅
1919
至
1929
年间的论文，
以
“文
学与人生”为题的就有
8
篇，
“文艺与人生”为题的
5
篇，
< br>“艺术与人生”为题的
3
篇。
这一思想的主流，就是主张“文学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
< br>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
！
这里的“人生”
< br>，或者“现代的人生”
，其实就是沿着胡适“唯实写今日之情
状”路线而生发的文学主张。传统中国文学行至近代之前，似乎对“社会写实”
的问
题不太关心，
而往往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闲物。
作为一种反拨，<
/p>
呈现在文学创
作领域的就是
“写实主义”
，
这是西方现实主义在
“五四”
时期中国的变形延续。
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里所分析的那样：<
/p>
“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
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
/p>
，中国的写实主义的出现与对科学精神的推重也是
同向的。
显而易见，
这种文论带有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倾向，
< br>它反击的是中国古
代只将文学“视为抒情叙意的东西”
，
而要对文学进行根本的科学性改造。
其实，胡适早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就率先发出了“言之有物
”的呼吁，抨
击了旧文学“摹仿古人”
、
“无病呻吟”
、
“烂调套话”等等消极取向
< br>
。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中，提倡“建立新鲜的立诚
的写实文学”
，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
形态现实主义文论的先河。
早期的茅盾曾经主张
“新浪漫主义”
，
但在胡适的
“以
写实主义作手段”
的纠偏之下，
也转向写实主义的主张。
为匡
正文学传统远离现
实和人生的积弊，
1922
< br>年《小说月报》开展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
试图进一步推进“写实主义
”
。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在当时
的中国是由
西方舶来的最新文学思潮之一，
它也是针对中国古近代文学弊病而下
的一剂急救西药。
“客观描写与实地考察”
，是“自然主义
”的鼓吹者为中国文学
界开的新药方，
他们认为由此才能开拓一
种
“科学的描写法”
。
但是，
“自然主义”
自有其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方面，
这种
“记帐式”
的创作方法并没有为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