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永远的永远-
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给古籍加上简明的注释，
便于人们阅读使用，
是古籍整
理中的主要方法，
也是中国古籍
整理的优良传统之一。传统的训
诂学中的文献训诂，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
古籍注释可
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中的语
言障碍，即词
义注释，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因此，要给古籍中的
词语作出准
确的注释，
就必需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特殊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和特殊用法。
如果简
单地以今律古，那非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不可。
从这一层面来看，
古籍注释的确是一项十分辛苦又十分严肃的工
作，
假若注释者本人还
不很清楚时，绝对不能草率行事，否则就
会造成错误，贻误读者。
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
深厚的语言文
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而且，同样重要的，
他亦必须遵
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语言及行文规则。
一、几点注意的常识
（一）注释的目的
无论是经书的注释
还是其它古籍的注释，
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
自
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
作品的意义是作者的原意，
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
原意揭示出来，这就是所谓追求
原意说。
在千百年以来的经典或其它古籍的注释活动中，
经师们往往希望理解作者的原意，
与作
者在
精神上、心理上达到沟通，然后通过作品的阐释，准确地揭示和表达作者最初的原意。
这
点，我们在《春秋》的序文中，即可见其一斑。
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
夫子内韫大圣，逢时若此。欲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
之以道则不用。虚叹衔书之风，乃似丧家之狗，既不救于己往，垂训于后昆。因鲁史之有得
失，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
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
何休《公羊传•序》里也说：
昔者孔
子有云，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经》
。此二学者，圣人之极
致，治世之要务。
经师们坚信，通
过解释，
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会被揭示出来。
因此，他
们把解
释经典的活动视为恢复与重建圣人精神世界的神圣工作。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历代注释者必须否认自我认识，
想作者之所想，
完全进入作者创作
时的历史环境和
思维状态；否则就不能做出符合作者原意的客观解释。
从这点
看，
对于从作者的切身出发是最重要的，
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这个
根本的因素，
就
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陷入不可知论
和绝对相对主义的泥淖。
而且，
还须
进一步指明的，注释的重点是解析古籍的疑义，注释的生命在于发明，
既能
不断地顺应时代发现新问题、破译新难题。这点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历久弥新的不变法门。
此外，
至于谈到注释者所要遵循的研究方法时，<
/p>
科研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
我们应当充
分
运用最有效的方法。
在注释研究中，
只有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并能
大规模地、
有效地解决难
题的方法才算是最有效方法。
（二）对注释者的要求
博学深研
，这是注书的前提，也是对注释者的最基本要求。
对古籍的注释，
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事。
因为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
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
文化、哲学的涵养。清代学者杭世骏曾说：
作者不易，笺疏家
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
腹笥，而纵横曼衍，
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
象乃明；必字字还
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
事焉。”
又说：
诠释之学
较古昔者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
略，三也。
在杭世骏看来，
写书可以只写心得，
不懂的或没有心得的可以避开或不谈；
而注书，则
凡原书所涉及的知识都必须探求明白，不能说只注那些我所知道的。当然，
对
于这点，
历代
高明的注释者都是很清晰的。
例如近代的学者就不止一次的指明，
注视工作，
绝对不等于
工
具书相关知识的照搬。
再例如
《太平经》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典藏，其难度远远超过许多古籍，
因为
它涵盖面相
当广泛，不仅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化等要素，同时蕴藏着养生、巫筮、
方术、图谶、
天文等学说，其内容十分广博。但当我们阅读《太平经全译》本时，却见到
译文风格统一，
语言流畅，
意义明白通晓，的为一部难得罕见的
古道经今译范本。
从这点来看，作者在注释
上的确下了大功夫，
将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予以解释。
此外，
< br>我们在注释中也可以看见，
为明了经文的真实本义，
作者
不仅大量地授引道经，同时广泛援引儒佛经典、诸子要籍，约
达上百种。如《老子想尔注
》
、
《真灵位灵图》
、
《上清后圣道君列纪》
、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
《枕中书纪》
、
《
天仙正理直论》
、
《老子》
、
《云笈七签》
、
《无上秘要》
< br>、
《庄子》
、
《玉京玄都大
献经》
、
《紫文上经珠囊》
、
《道教义枢》
、
《抱补子内
篇》
、
《汉书》
、
《礼纪》
、
《吕氏春秋》
、
《真
诰》
、
《洪范》
、
《白虎通》
、
《开元占经》
、
《春秋繁露》
、
《孟子》
、
《酉阳杂俎》
< br>、
《淮南子》
、
《乐
记》
、
《灵宪》
、
《左传》
、
《潜夫论》
、
《神农本草经》
、
《说文段注》<
/p>
、
《干凿度》等等，充分显示
了作者丰厚
的文化素养、整饬的学术训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因此，
从这一层面来讲，
注释者不但要博览群书，
而且对很多问题要作深入的、艰苦的
研究。注释一定要以研究为基楚，不经过博学深研，
要写出高水平的注释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
注释中表现出的一两句话，
很有可能是注书者长期艰苦研究的结果，
在这一两句话的
背后，
不知有多少的心血。例如<
/p>
《资治通鉴》卷
128
谈到宋孝武帝遣薛
安都等与叛臣鲁爽战
时说：“爽不能进，留军大岘，使鲁瑜屯小岘。”胡三省注曰：“小
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
在小岘之东。
”胡三省这里只有短短两句
话，
但这两句话得来可不容易，
因为之前的书上并
没有记载大岘、小岘位在何处，胡三省仔细考证了历史上在这一带发生的几次战役的历程，
最终才确定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
此外，注释工作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行、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
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过程。
它要求作释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
我这里可以再举几
个例子：
（
1
）把势：
《牧丹亭》
13
云：“牵弓射弩做人儿，把势：一连十个诺来回，漏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把势，这里是装样子。”按：“把势”（又作把式）是蒙古语
baqsi(
音译为“八合识”“八哈失”、“巴合失”、“巴合赤”、“巴
黑石”等
)
的借词，
有“老师”、
“擅长某种技艺的人”、
“内行”等义。
这
里是郭驼自夸其“牵弓射弩”的技
艺娴熟，而不是“装样子”。
（
2
）生发：
《白兔记》
18
云：“（外）巡更不严，贼盗生发。”宝文堂书
店
1988
年本
注：“生发，即生利。
”按：“生发”即“发生”，而非“生利”。正因为“巡更不严”，
导致了“贼盗生发”
。若理解为“生利”，则与原文意思不合。
《古今小说》
18<
/p>
：“近奉上
司明文，倭寇生发，沿海抢劫，各州县地方，须用心巡
警，以防冲犯。”
（
3
）
这们：
《娇红记》
36<
/p>
：
云“象小弟这们不济的，
未必不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本注：
“小
弟这们，
即小弟们，
小弟这行之意。
”
按：
在明代白话文献里，
“这们”、
“
这
海”、
“这么”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可以互相通用。
这里的“这们不济”，
即“这么不济”、
“如此不济”。
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
/p>
但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作注释时，
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训练
也是注释成功的主要因素。
总之，
一句话，
为了注好书，注释者必须认真研究
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必须要有古代
史、历史地理、民族史、哲学等等广博的涵养。
（三）述而不作，还是微言大义
“述而不作”是注释古籍的基本原则，
像宋代学者所谓“六经注我”，
这就不是注释的
科学态度了。在注释时，
整理者在客观介绍了古书的原意之后，可以阐明自己的看法，
但必
须明确，是“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切忌借题“微言大义”，任意发挥。
注释与自著不同，
自己写书写论文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注释必须按原作的意思来注解。
注释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看，<
/p>
也不是仅仅为了给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提供研究材料，
而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古籍，理解古籍；
在注书时，
< br>必须符合原意。
这也是评判注释优劣的
重要标准。
下面举几个例子。
《论语•子罕》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
虽违众，吾从下。”这里只是说行礼时戴什么帽子，臣对君是拜于堂上，还是拜于堂下
。但
宋杨简解此章竟用“天道”来加以解释。他说：“好礼者往往过于执，从众者往往过
于和，
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
圣人之心即天道，
其体本如此，
非勉而进此也。
”这是典型的“六<
/p>
经注我”的例子。
再举一例。
康有为
《论语注》
解“学而时习之”一句中“时
”的涵义时说：
“时势不同，
则所学亦异。时当乱世，则为乱世
学；时当升平太平世，则为升平太平之学。礼，时为大，
故学亦必随时而后适。
孔子为时圣，
学之宗师也。
„„此言修己以自得
为先，
不得冥心坐废；
以时为中，不得守旧泥古。此为开宗明义
第一义，故上《论》一书以时始、以时终、以明孔
子之道全达于时，学者不可不察也。<
/p>
”按：“时习”也就是时时温习的意思，绝没有康氏所
说的含义，
何况孔子是面对面地教导学生，假如他有这样的意义，完全可以清楚地说出来，
何必如此
地隐瞒己意呢？因此康氏之解释，
只是六经注我，
而不是我注六
经，
违背了注释的
目的。
再如《离骚》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
灵均。”洪
兴祖《补注》
：“《史记》屈原名平。正则以释名平
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而王逸注
云：“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过
于地。
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
天，字我为原以法地，
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按：名平不过取其平正，字原则与名
相应，牵合于天地君
民，岂是屈原命名之本意？
类似曲解，元王若虚深有体会，他在《论语辨惑》一书中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而属之<
/p>
下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意谓
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
王若虚指出，这是为了拔高“圣人”而不顾文法，
歪曲文
义。
他批评说：“义理之是非
姑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
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
亦未
可遽从
，况未高乎！”真可谓一针见血！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注释者应当引以为戒。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朱熹在这方面问题上
的意见和思考。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之代表人物，
虽然他解释古经也免不了理学家的毛病，
但
总体来说还是比
较客观。
他对有的理学家借解经大作自己文章的做法深表反感。
他说：
“解
经谓之解者，
只要解释出来
，
将圣人之语解开了，
庶易读。
”又说
：
“传注，
惟古注不作文，
却好看。只
随经句分说，不离义，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
生疑，故
其文虽可读，而经义殊远。”又说：“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
自明，
意自足。
今多去上做文字，
少间说来说
去，
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
经义却蹉过了！
„„
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
添些水，次
第添来添去，都谈了。’„„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
解《易》
。”
他还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
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
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
日谈经之大患也。”这些话说得很精确。
注释古书要做到符合
原意，因此作注者对注释的态度必须是严肃的：一、知之为知之，
不知
< br>为不知，绝不强不知以为知：二、作者要有“述而不作”的态势，切不可没有可靠的根据，
就绝不轻下断论，微言大义。
（四）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于注释者，
有一点还必须要明确的，
那就是要顾及针对性和有效性，
即做到“量体裁
衣”。这就要求，注释者在注书时，必须要看清对象。
一般说来，
这里的对象有二，
一是注释对象，
二是读者对象。
不同的书应有
不同的注法；
读者对象不同，注法也应不同。
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自序》里曾说：
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
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
，裴骃、徐
广之于《史记》
，其时
去古未远，裨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会而
通之，考异质疑，而徒戋戋于训诂。
钱大昭的意见是对的。<
/p>
《史记》
、
《汉书》的文字很多地方比较
艰深，适当的训诂是很必
要的；但令我们很感可惜的，汉唐之间几乎所有的《史》
、
《汉》注释家都只注意于训诂，而
于史实无
所发明，致使后人对汉代历史的认识，除了《史记》
、
《汉书》
记载的而外，所知便
不甚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个异数，裴松
之的《三国志注》即着
力于史实的拾遗补缺、考异质疑，大大增加了后人对三国历史的了
解。
但放眼整个汉唐，就
当时注释史书的指导思想而言，前者绝
对占据主流。
此外，在同一类书中，各书的特点、重点、难点
等等不尽相同。因此，注释的重点也自
然应有所不同。
《四库全
书总目•孟子正义•提要》曾说：
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
惟此注多笺识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
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
，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
、
《书》文最古，
非通其训诂则不明；
《诗》
、
《礼》
语皆征实，
非明
其名物亦不解；
《论语》
、
《孟子》<
/p>
辞旨显明，
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
< br>
当然，
在作具体注释时，
也应
该留意读者对象，
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文化水平及接受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