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养生之道

绝世美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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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7日 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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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7日发(作者:tellmewhy)


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养生之道





白居易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思考








在唐代诗人中,


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 着明确的思考,


并通过诗文创作将自己的人生观点、


生活态度加 以多方表述的并不多,而白居易却正是这样一位难得的诗人。







白居易 一生的思想,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如积极用世与消极退处的矛盾


;

身在仕途与


出世退隐的矛盾,成为他一生不能或释的情结,使他感到不平、无奈和痛 苦。白居易虽曾以


“乐天”自许,


但从他有理想而不能实现,向 往自由而终不能身心超脱的情况来看,白居易


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悲剧遭遇、矛盾性格的人 物。







下面我们主要分析白居易是如何面对人生挫折,


消弭思想矛盾,


以及他在中晚年如何养


生的一些思想 和做法。







“独善”


思想,


是传统儒家立身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思想本质上是 主张博施兼济、


积极用世的,但“兼济”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能够受到君王的知遇, 获得一定的权位,


有实施自己抱负的机会。那么在机会未来,或遭受斥谪,不被重用,或 统治集团极端昏暗,


难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怎么办呢


?

< p>
儒家则以“独善”相诩。因此兼济和独善,是儒家的进退出


处观,二者在作 为上,虽有所不同,但在儒家人格观上是统一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人


在难以实现自 己抱负的情况下,


所采取的自持高洁,


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p>


在人格上是无可


非议的。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 p>


“贤者避世”



“天下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儒家的


主体精神是积极入世的,兼济救 世是它的理想,而藏、避、隐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照孔


子看来,这也无损于士人的人 格。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


(815)


初贬江州时, 曾在《与元九书》中与好友元镇恳谈了自己对进


退出处的看法,他说,古人云

< p>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仆虽不尚, 常师此语。大


丈夫所守者道,


所待者时。


时之来也,


为云龙,


为风鹏,


勃然突 然,


陈力以出。


时之不来也,


为雾豹, 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


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里表 白的正是诗人在宦途失意,


人生遭到挫折后,


自己所持守的立身 处世原则。


一般


都认为,诗人的“独善”思想是从元和十年被贬 江州后才出现的,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从


白居易的诗文中,


可 以发现他早在入仕之初,


就已经表露出这方面的思想,


只是在表 现的形


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但白居 易在宦途坎坷、屡受打击之后,却以“委顺天命”代替了他的“志在兼济”的思


想,以消 极的宿命论观念,作为他退守独善的理论根据。


从他中后期所写的诗文中,天命观


念已成为他人生穷通祸福观的主要观点。所谓“穷通各问命,不系才不才”


“自古无奈何,


命为时所屈”


等 话都说了这样的道理。


在其元和十一年,


公元

< br>816


年写给


《与杨虞卿书》


中 ,


更将穷通之间完全归之于“命”








他说:


“自度命数,亦其宜然。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 命。仆则不然,十


年前,


„„求名而得名,

求禄而得禄,


人皆以为能,


仆独以为命。

< br>命通则事偶,


事偶则幸来。


幸之来,尚归之于命


;


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


!


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实如此也。








正因为如此,委命从时,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就成为他中年以后人生观的重要方面。







白居易在《我身》一诗中说:


“昔为 意气郎,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


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 ,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鹤鹅,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


者,身穷心不穷。

< br>”







在《咏拙》一诗,他也说:


“所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赋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慕


贵而厌贱,


乐富而恶贫。


同此天地间,


我岂异于人 。


性命苟如此,


反则成苦辛。


以此自安 分,


虽穷每欣欣。








他还以身居陋巷、


安贫乐道而不改其乐的孔门弟子颜回为标榜对象,


他说


“朱门有勋贵,


陋巷有颜回。穷通 各问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的知足保和的思想。


“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



“诚合知止足,


岂宜更贪饕。



“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无喜亦无忧。





白居易的所谓“乐天”

< p>
,是内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调节。








白居易就这样以他的“乐天知命”的穷通观,化解着自己心中的不平。他一方面以“行


在独善”自律,


“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


;一方面又以“达人知命”来慰穷销忧,


“富贵


本非望,功名需 待时”



“尝闻君子戒,忧道不怀贫”



“时来不可遏,命去焉能取。唯为养浩


然,吾闻达人语”


,从思想看,这正是儒家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和“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的精神境界。这在当时政治腐败,官场险恶,以至于正义者无端遭受排斥、迫

< br>害,而“兼济之志”势难实现的情况下,


“独善”本身也是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 德。这虽


不能与


“德迈宏道,


匡俗庇民 ”


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相比,


但也是进步士人道德修养和人生价< /p>


值的自我完成。从历史眼光来看,我们是不能苛责于古人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白居易的所谓“行在独善”


< br>“乐天知命”


,对他来说都不过是他壮


志未酬,兼济无成 的退路,是无可奈何的心情反映。他的所谓“乐天”


,只不过是内心痛苦


不平的自我调节。或者说强自为欢的自我开导,


“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 无奈我何,


方寸如虚空。瞢然与化俱,混然与俗同。谁能坐自苦,龃齬于其中。


”正所谓是,


“外容闲暇


心中苦,似是而非谁得 知”


,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深沉痛苦的感觉是显而易见的。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

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对社会的责任感,


入仕和有为,


在他思想上始终并未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


传统老庄道家思想和当时正蔚然成


风的佛家思想,也逐渐浸入了他的人生观,以至成为他 中晚年立身处事的重要准则。







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


在世界观上,


他们主张崇尚自然,


脱离社会, 反对和蔑视人


为。


但道家哲学又是一种困境哲学。


它的主要理论导向得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


如何避


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


如何能够解脱出来,


保持精神上的独立,


拥有一份


安宁恬静的心理,


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


无疑这对于深感政治环境险恶,

亦曾身遭迫害


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归纳起来不外表现为这样 两个方面:







一是安时处顺,

< br>随遇而安的时命观,


即认为人的一切穷通、


荣辱、


祸福,


都是时命所致,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自 然也就不会怨天尤人和烦恼不止了。







所谓“ 命逆分已定,日久心弥安”



“穷通与荣悴,委运随外物”



“置怀齐宠辱,委顺随


行此”

< p>
。这种委命随时,知命无忧的思想,在白居易后期的诗文中是屡见不鲜的。可知诗人


是深受道家穷通时命观的影响的。







庄子曾 经说:


“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


;


求 道久矣而不得,时也。„„知穷之有命,知


道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p>


”只是这种“勇”


,不是对时命的抗争和战胜,而


是对时命的承认和顺从。因此,庄子这里所说的“勇”


,乃是“激流勇退”之勇 ,不是知难


而奋发之勇。


在庄子看来,


持这种时命观的最大好处,


就是可以使人在精神上获得解脱:


“ 吾


以为得失之非我也,


而无忧色而已。



白居易中后期思想,


是深深打上了庄子思想的烙印的。







二、知足守分,


恬淡去欲的修养观。


为了在困境中获得个人精神上的安宁和愉悦,


并避


害远祸,获得生活上的安全感,诗人白居易在他的中晚年,一直抱着安命守分,清除物累,

< p>
恬淡去欲和知足保和的思想。如“知份心自足,委顺身长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

< p>


“心未曾求过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时。



“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


?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


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追求知足知止、恬淡宁静正是老庄理想精神境界的心理


特征,而庄子又把“去欲” 看成是达到“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的境界的途径。可知白居易


中晚期这种知足保和思想 也是深深打上了道家思想烙印的。







众所周知,


在白居易的人生观中还渗合着某些佛教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在他晚年分司洛

< p>
阳以后,自称“官秩三品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







会昌二年


(842)


致仕以后,更与香山僧 人如满结香火社,


“半移生计入香山”


,自称香山


居士,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了。



从白居易的 诗文看,诗人接触佛教也是比较早的。在青年时期,他就曾与僧人正一上


人、凝公大师有 过来往,并向他们学过佛理。但真正把佛教思想作为解脱自己苦恼的良药,


是元和五年, 白居易在谏官任上受到排挤,并遭丧母、疡女之后,


即遭逢极端的人生痛苦之

< p>
时。




遭贬江州司马后,佛教思想渐成精神支柱








元和十年,


诗人贬滴江州司马时起,


佛教思想渐成为他销弥苦恼,


解脱人生苦难的一根


精神支柱。


特别是当他感到生老病死的威胁时,


佛教 思想似乎更能使他精神有所解脱。


比如


他说:

< br>“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生死心。



“由来生老死, 三病长相随。除却念无生,人


间无药治。


“既无神仙术,何除老死籍?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



“坐看老病逼,须得医


王救,这儿所说的医王,就是指释加牟尼,只有释加牟尼才可以普 渡众生。


“唯有不二门,


其间无夭寿。


”特别到了晚年,老病相逼,亲朋好友生离死别的事遭遇更多,诗人的佛教思


想也就更浓 重了。







他说,


“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 半身风。已将心出浮云外,犹寄形于逆旅中。„„


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 /p>


”又在《六十六》这首诗中说,


“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


论。每因悲物故,还且喜身存。„„将何理老病,应付与空门。








佛教在唐代已发展出多种宗派,


从白 居易的这些诗文看,


他所信仰的主要是禅宗,


所谓


“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


。禅宗主张“识心见性”



“自性自度”


,即通过坐禅、

参禅,


而保持一种超脱的心境。


白居易曾自述对禅的理解是 “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


是禅。


”又说:


“唯有无生三昧观,荣枯一照两成空。



“何须恋世常 忧死,亦莫嫌身谩厌生。


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 /p>




可知诗人在荣辱观、生死观等方面, 也是接受了佛学,特别是佛学中禅宗的“无相为


体”



“法体清净”的这种观点,即把世间生死、荣辱,都称作虚妄之梦境,真止值得追求的

< p>
则是人心的清净本性。




白居易后期对于朋党之争的看法和态度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白居易后期对于朋党之争的看法和态度。







在尖锐激烈的朋党纷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是白居易“执两用中”的中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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