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纲要上人物传记77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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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纲要上人物传记
77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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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林
生平与政事
苏轼（
1037
—
1101
< br>）
，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
嘉祐元年（
1056
）
，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
1061
）
，又应制科考试，名列
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
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
（
1071
）
，
苏轼官至太常博士，
摄开封府推官。
值王安石执政，
推行新法。
苏轼持不同
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
，
“听言太广”
，
“进人太锐”
。希
望神宗“结人
心，
厚风俗，
存纪纲”<
/p>
。
由于政见不同，
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
方官职。
始为杭州通判，
又知密州、
徐
州等地。
元丰二年
（
1079
）
，
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
之罪而下狱，
贬为黄州团
练副使。
元丰
七年，
又改汝州。
元丰八年，
哲宗即位
，
宣仁太后临朝，
司马光当政。
苏轼改
知登州。
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
二年（
1087
）兼侍
读。
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
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
又因政见不同，
请求外调。
元祐四年
（
1089
）
，
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
< p>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 /p>
四年（
1097
）
，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
1100
）
，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
老。建中靖国
元年（
1101
）卒，终年
66
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
、
《经进东坡
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
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首先是见赏于欧阳修
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
云：
“读轼书，
不觉汗
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 br>可喜可喜。
”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
《举苏轼应制科
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
论事之文
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
< br>“滔滔汩汩”
；一是
各体杂文，涉笔成趣，
“姿态横生”
。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首先
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
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
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
宗之重，思百姓之可
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
一人，则人
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
之
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
< br>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
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
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
谨复列之
于末。
这篇策论，首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
。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
之时，还曾撰有《策略》
、
《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
其《策
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
乎刑也，是故施
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
，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
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
，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
无有不罚也。
《诗》
曰：
“刚亦不吐，
柔亦不茹。
< br>”
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
此乃圣人之所借
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
族，
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
下，然其所以
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
鞅、韩非之刑法，非舜
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
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
同类而弃之。
法禁之不行，
奸宄之不止，
由此其故也。
他主张行赏
“自下而上”
，
用罚
“自上而下”
，
特别是先罚
“贵戚大
臣”
，
而后才
“及于疏贱”
，
而且说商鞅、
韩非之
“
所以用刑者”
，
乃
“舜之术”
，
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
》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
故凡贿赂先至者
，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
莫不务
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
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
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
请属”
，也就是等待贿赂。
“贿赂先至”
，则
“朝请而夕得”
；
“徒手而来”
，则“终年而不获”
。哪怕是“一毫之事”
，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
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
，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
出
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首先提
< br>出“当今生民之患”
，
“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
劳”
。而且指出：
“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
< br>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
后，随即列出论
据，
加以论证。
经过充
分论证之后，
便指出
“天下固有意外之患”
，
即战争不可避免。
关于战争不可
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
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
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
知
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
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是完全正确的。
既然战争不可避
免，
其后果自可担忧。
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
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
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
民之患”
，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
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
尊尚武勇，
讲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
授以击刺之术。
每岁终则聚于郡府，
如古都试
之法，
有胜负，
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
，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
谈兵。不
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
，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
是事实。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
多好言兵。
如尹师鲁、
欧阳修、
范仲淹、
苏舜钦、
梅
尧臣以及苏洵等，
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
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
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
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
人心”
，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于人主也，如
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
则槁，灯无
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
说
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
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
也兼擅诗文，
著有《丹渊集》
，和苏轼有亲友关系。
苏轼
引他的
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
理论当然不止于
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首呢？苏轼是
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
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
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
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
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
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
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
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
竹乎？
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
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
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
，不免“刚果自用”
，而未能“深结人心”
。关于“厚
风俗”
，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
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
石创行新法，
轼上书言：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浅深，
不在乎强与
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
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
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
近岁<
/p>
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
”当时论新法者
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
，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
“存
纪纲”
，
苏轼特别强调的，
是宋初以来
广开言路的传统。
他说：
自建隆以来，
未尝罪一
言者。
纵有薄责，
旋即超升，
许以风闻，
而无官长，
风采所系，
不问尊卑。
言及乘舆，
则天子改容。
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
台
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
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
内重之弊也。
.
.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
，
未尝罪一言者”
，
论纪纲而特言此者
，
这在当时，
似亦有激而发。
王安石变
法，
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
段言语：臣之
狂愚，
非独今日，
陛下容
之久矣。
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
恃此而言，
所以不惧。
臣之所惧者，
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
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
不辞，但恐天下以
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
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
“东坡之文似战国。
”不过，说“东<
/p>
坡之文似战国”
，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
，
“以曲作直”
。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
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
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
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
，
“大略如行云流
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
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样的评语，谢民师
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
，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
所著各体
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
文，在苏轼全部作
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
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
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
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
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
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
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发挥。他的发挥是深有体会的。
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
以然”
，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
”
。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
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
。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
< br>。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
。他还进
一步说：
“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
，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
情无不如此。
< br>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
《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
，是“有道者”
。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
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
苏轼，
说：
“此竹数尺耳，
而有万尺之
势。
”
筼筜谷在洋州
（陕
西洋县）
，
文同曾请苏轼作
《洋州三十咏》
，
其诗有云：
“汉川修
竹贱如蓬，
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
贫
馋太守，
渭滨千亩在胸中。
”这诗曾寄给文同。
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
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
文章写到这里，
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
的心情来写
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
/p>
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
日，予
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
“失笑喷饭满案”
，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
“废卷<
/p>
而哭失声”
，
一喜一悲，
两相对照，
平生交谊可见。
至此可以看出，
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
但全篇
的思想意义，都远
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
般的“画
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
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
和最突出
的艺术成就：
“先得成竹于胸”
，
“振笔直遂”
，
“画竹数尺”
，
“而有万尺之势”
。所有这些，都是文同
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
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
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
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
而
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
< br>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
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
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
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
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
莫若书与画。
..
始吾少时，
尝好此二者，
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之；
人之所有，
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
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