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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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上海
撰文：王健
出版于
1881
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厢
素描》以及
1894
年的《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两书
收录了英文《文汇报》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发表
的部分文章，为我们今天了
解当时开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会
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西方人的中国观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
英文《文汇报》
< br>1843
年上海开埠后，西人纷纷涌
入上海，同时也带来
了他们的办报传统，从
1850
年英国人
奚安门（
Henry Shearman
）
< br>创办《北华捷报》
（
North-China
Herald
）开始，此后数十年间，上海地区出现了上百种外文
报刊，这些外文报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及远东情况进
行报道，<
/p>
内容涉及商业、
政治、
社会、
文化等各个层面。
英
文《文汇报》
（
The
Shanghai Mercury
）创刊于
1879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
，创办人为英国人克拉克（
，一
译开乐凯，
1840-1922
）
。克拉克
1840
年出
生于英国萨福克
郡，
曾长期在英国海军中服役，
1875
年来到上海，
加入
《
上
海差报与中国钞报》
（
Shangh
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letter
< br>）
报社，
与巴富尔
（
r
）
同任该报主笔。
18
79
年他退出《上海差报》
，正式创办《文汇报》
（
The
Shanghai Mercury
）
。从
1879
年
创办到
1930
年并入《大美
晚报》<
/p>
，英文《文汇报》在上海共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一度
有过很大影响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仅在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中还藏有
1879
年
4
月
17
日至
12
月
31
日间的大部分报纸，
此外无闻焉。
不过，
幸运的是，<
/p>
1881
年和
1894
< br>年曾经有两部与该报相关的文集面世，分别是
1881
年
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
（
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以下简
称《素描》
）以及
1894
年的《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
/p>
（
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
以下简称《概述》
）
。
前者收录有有
19
篇文
章，扉页无出版机构题名，作者题名
麦克法兰
（
W. Macfarlane
）
，
并声明文章选自英文
《文汇报》
（
The Shanghai Mercury
）
，应为同一作者
在《文汇报》上
发表文章的结集；
后者收录有
< br>26
篇文章，
并附有
《文汇报
》
主编克拉克所撰导言，
扉页所题出版机构为
< br>《文汇报》
及
《华
洋通闻》
（
The Celestial Empire
）编辑部。由于两者所收文
章中有
8
篇重复，因此实收文章共
37
篇。
检索上述两
书所收
< br>37
篇文章，除《素描》一书所收文章中有
9
篇尚可
在现存
《文汇报》
上觅得其踪迹外，
其余文章则全赖
《素描》
与《概述》两书收录方才得以保留下来，因此也就显得弥足
珍贵了。
至于这些文章所述及的内容则主要与城市日常
生活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当时上海相
关机构及
其运作的介绍，包括政府机构、工厂企业、文化设
施；二是对相关社会群体的描述；三是
对上海城市，包括县
城、租界的描写；四是对一些上海城市中公共活动、公共事
件的报道；
五是游记。
要深入理解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
我
们还要对
《文汇报》
及其主编克拉克的编辑理念有所了解。
根据《文汇报》创刊词所称，该报创刊的背景是因为
1879
年上海唯一一份英文晚报《上海差报》
（即克拉克原先服务
的报纸）改为早报，而在克拉克看来，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
憾的事情，因为
一份晚报的存在对上海而言是必须的，所以
他就创办了《文汇报》
，来填补这一空白。易言之，正是《上
海差报》退出的市场契机使克拉克看到了创办一
份晚报的商
业前景，从而才有了《文汇报》的诞生。
《文汇报》的
英文名称是
The
Shanghai Mercury
，
Mercury
一词取自希腊
神话中商贸之神的名字
Mercu
rius
，这与《文汇报》创刊时
的办报宗旨是相符合的，
正如克拉克在创刊词中所说：
“由于
本报读
者中商贸人士占多数，因此我们将对经贸方面的信息
给予特别关注”。翻阅现存的《文汇
报》
，这样的理念显然得
到了贯彻，对于一份报纸而言，这样的
做法切合市场需求，
当然是其生存之本。
但是，作为报纸主编的克拉克却还
有
更高的目标，
他在
1879
年
4
月
17
日该报创刊词
中进一步
指出，
“我们并不认为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在此地
的出现违背了很多人的意愿。但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就
我
们而言，必须竭尽全力地通过教化、劝诫、建议以及其他手
段
，让当地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之
间的关系”。
< br>
而要达致这样的目标，
显然
就必须从各个方
面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正如
1894<
/p>
年克拉克在《概
述》一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章的作
者们并不希
望假装讨论那些深奥的国家大事或科学问题，反之，由于生
< br>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小世界中，他们对日常生活更
感兴趣”。或许，他也
认为，只有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才有可能改善与当地人的关系，并进而推动所谓中
国社会的
变革吧。所以，在英文《文汇报》上才会有相当的篇幅的内
容介绍当地的社会风物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所见，
差不多同时期的《字林西
报》则似乎还甚少有比较详尽的介
绍地方日常生活类的文章。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或
许也
与《文汇报》晚报的性质相关。
《素描》与《概述》两
书所收录的这些刊载于英文《文汇报》上
的文章，比较集中
地反映了西方人眼中
19
世纪
80
年代前后上海城市的日常生
活情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方人的中国观。这
样的史料并不多见，因此早
已引起一些海外上海史研究专家
的关注，如日本学者米泽秀夫在
1940
年代作《上海史文献
解题》时便曾将其列为重要上海史
书目之一。
2
城
市形象和各色群体
19
世纪
8
0
年代的上海，华界、租界
分治格局早已形成，在不同的治理体
系下，两者的城市形象
迥异，这些在《素描》
、
《概要》所收的一些文章中都有非常
具像的反映。
关于当时中国人居住的老城厢，在一般外
国人的眼中，其形象非常糟糕，几乎是肮脏龌龊的代名词：
“定居此地的外国侨民通常对上海老城厢敬而远之，
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人或许出于好奇游览过一次，为的是看一看它是否
真的如外界所言的那么糟糕。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吸引人
的地方，
反而有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的狭窄的街道，
肮脏的死水与河流——对大多数人而言
，游览一次已经足够
了。”
“早冬总是探索老城的绝佳季节，因为与炎热的夏
季相比，
现在那里的卫生状况还不那么令人讨厌。
”
当时
县城内最具代表性的游览地点之
一是湖心亭，在西方人的笔
下，
其周边卫生状况同样很差：
“这样一池肮脏的死水居
然被看作是人工开凿的美丽湖泊？污秽的水面上漂浮着一
些绿色的杂草，四周
则被和地面等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这个
池塘大约有三十平方码，湖心亭在池塘当中，那是
一个公共
茶馆，由于它相对独特的位置，因此被看作是县城同类建筑
中最好的。但是它周边的环境很难让人提起精神来，——静
滞污秽的水流使它所处的
位置并不比坐落在一座小街上，周
边都是厨房的小茶馆来得要更好。
”
在县城中所有的建筑
中，有两类建筑大概是最受西方人关注的。一类即是庙宇建
筑，包括文
庙、城隍庙、关庙等等，在游览老城时，这些地
方往往是他们必到之处，并且对神像、建
筑等都进行仔细的
观察。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来自异域的基督教徒，他
们对于围绕这些庙宇举行
的民间信仰活动同样有着浓厚的
兴趣，
《素描》中所收《和平之
神刘郇膏的入祀》一文详细
描述了晚清江南名臣刘郇膏被朝廷列入祀典后升主入祀的
情形，那些中国民间信仰中特有的行为比如扎臂香等在西方
记者眼中
都显得格外新奇。
而且，
如西方记者所观察指出的，
当时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信仰活动中，也已经有了西洋的痕
迹：道台大人的
乐队中有人“用的是法国乐器。他们经过时，
没头没尾地吹着一首中国乐曲，乐队所用的
乐器包括四面小
鼓，
两个喇叭，
四个小
号”。
另一类建筑则是中式的园林
，
尽管西方人对老城厢的整体环境评价十分糟糕，但他们对中
国
的园林建筑却是赞不绝口，比如在游览豫园时，他们就认
为这里“肯定是上海城内最令人
愉悦的地方”，“这个由花草、
树木、岩石、凉亭构成的安静的小园林如果能被移到水晶
宫
（
Crystal Palace
）
，肯定会引起极大的注意，它堆叠起来的
假山就可以击败西德纳
姆
（
Sydenham
）
的任何东西。
”
至
于县城以外，一些文章也为我们认识开埠初期的租界真实景
象提供了线索，如有作者在介绍上海的独轮车时，就曾经提
到“独轮车仅
仅在十到十五年前才被引入到上海地区。当时，
除了外国市政当局修筑的道路外，在这里
没有像样的路，独
轮车是唯一能够在田地间的小路上使用的车辆”。
可见，
租界的建设亦非一日之
功，其实，当我们今日津津于谈论相
关道路或建筑物的规划者、投资者时，却同样应该记
住当年
在租界铺路筑桥时亲手奠下一砖一瓦的普通人：
“工部局
利用
罪犯作为劳力，让他们承担租界内大部分的铺路工作，这些
人被栓在一块儿，形成了庞大的队伍，一起滚动路碾子。由
于罪犯们都被锁在一起，互相
紧挨着，没有足够的空间做所
有的事情，因此工部局还雇佣了很多苦力来铺路。所以，苦
囚队伍主要就被用来拉动路碾子，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由一
个外
国巡捕和两三个当地的巡捕监管。对于工部局的苦力和
囚犯而言，填平黄浦江外滩的滩地
是一件很大的工作，一群
群的苦囚主要就对付那些大铁碾子。
”
正是在工部局的规
划下，在这些囚犯、苦力的劳作下，至
19
世纪
80
年代末，
租界的发展已然是一日千里。比
如当时的福州路已经被记者
称为上海的中国式“林荫大道”，“当一个中国农民第一次探
访
我们的租界，同时很自然地前往时尚的中国街区——福州路
时
，
，其惊讶程度肯定会比一个村夫第一次访问英国大城市
的主要
商业街道时来得更为强烈”，“一个偶尔前来访问的游
客可能会被大量的中国旅馆弄得头
晕目眩，它们中的一些除
了有中文店招外，还有英文名称，比方说“Bowling
Alley”，
“Billiard Rooms”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的中国糖果店，
在它们
的橱窗上往往写着最受西方人欢迎的糖果等类似的广告”。
而《中英混杂的店招》一文则更是列举了作者在当时上海
外
国租界中所见到的各式各样的英文店招，这些店招往往别出
心
裁，有的错误百出，甚至令人捧腹，但正是那些幼稚的错
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租界中
外杂糅的场景。
经过十
几年的建设，
19
世纪
8
0
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国际
的商业中心，聚集了来自不
同区域的商人群体，而西方人对
不同区域人群的评价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在这里，
我
们会遇到多面狡诈的广东人，他们有着典型的令人讨厌的中
国人的品格，
极端地自私和忘恩负义，洋人对他们而言意味
着一切，他们会一直唆使前者去做一些无聊
的事情；而更为
坚毅的福建人作为海峡中的殖民者，看上去更值得令人尊敬；
还有很多更圆滑的浙江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生于宁波和
舟山，经常成群
结帮，尽力扩大影响，但在生意上十分谨小
慎微，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苏格兰人；此
外，在这里我
们还能碰到山西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对于金钱非
常感兴趣，是天生的金融贸易家，常被冠以“中国犹太人”的
称谓；有些急躁的
湖南人来自长江流域，他们认为湖南人代
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英勇把帝国从太平天
国的动荡中
拯救出来，而现在，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正在排挤可恶的
< br>洋人，他们杀戮传教士，切断电报线路，催生了像《对腐朽
教条的致命一击》
（
Death Blow to Corrupt Doctrin
es
）这样
的作品；最后还有来自天津和北方的商人，——他们
看上去
更加壮实，在生活方式上也更为随意，对于那些南方人激烈
讨论的问题他们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
边做生意，边进行斗争。但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比中部的
伙计们更为大方。
”
除了这些各具特色的商帮，
< br>在中西杂
糅的背景下，上海还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社会群体，如跟班、
巡捕、阿妈、医生、黄包车夫等，其形象也都生动地浮现在
《文汇报》作者的
笔下，我们不妨可以举出数例：
黄
包
车夫：
“大多数的车夫都是一脸苦相的坏蛋。
车夫能否用心拉
车取决于车资的多少。如果他拉的是一个本地人，看上去只
能挣到一点点钱，苦力就会像在葬礼上一样慢慢地拉；如果
他拉的是
一个带着手杖的外国人，他就会以每小时七到八英
里的速度前进”。
跟班：“在中国，外籍人士所雇佣的家
内佣人或者随从主要是广东人；他们的年龄从十五到五十岁
不等，但都被称为“
跟班（
boys
）”，“中国跟班有很多优秀的
品质；绝大多数人都忠于职守，但是雇主们最大的抱怨是很
难遇到一个诚实的跟
班，如果后者确实存在的话。有些跟班
追随他们的主人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对于外籍人士
来说，在
中国的时间越长，对中国人诚实品质的怀疑就会越强烈；只
有新来的才会对中国跟班的诚实抱有信心，而尽管我们待在
中国的时间还不算长，<
/p>
我们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
工
部局的中国巡捕：
“上海工部局在洋泾浜以北的租界
（或称为
英美租界）
雇佣了大约
140
名巡捕。临近吃饭的时候，这些
巡捕肯定会在警局；我们只是偶尔在白天才会在街道上碰到
巡捕，晚上则更是
罕见”，“当回家吃饭时，一个中国警员的
步速大约是每小时四英里；但是当他执勤时，
则大约是每三
小时一英里。当他看到前面有群中国人在吵闹时，他会往相
反的方向行进，
然后在第一个街角拐弯。
当他有机会休
息时，
他会抓住苦力的辫子，让他快速地奔跑；但是如果苦力稍许
有些反抗，巡捕就很可能会马上逃走，接着就会有一场苦力
追巡捕的赛跑。”
阿妈：“阿妈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学习
洋泾浜英语，如果说她们的词汇量不如男仆们大，那也应该
归因于她
们的活动基本被限制在户内，这样就没有机会融入
到外面喧闹的生活氛围中去。然而，她
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把
洋泾浜英语学得很好；据我们观察，这些人往往都在传教士
家中服务过多年；如果传教士碰巧来自于美国，那么阿妈还
能掌握鼻音以
及一些美式英语。至于其他的阿妈，她们的词
汇量仅局限于与职责相关的内容，包括婴儿
的衣服、食物，
以及与整理女主人闺房或卧室相关的一些词汇。
”
事实上，
西方人正是通过与以上这些不同社会群体的交往，一步步更
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
国人之特性，而以上的这些描述
无论其客观与否，其实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
理
解程度。
3
光怪陆离：西方元素在上海
19
世纪
80
年代前
后的上海正处于所谓国际化都市的发轫期，
各类西
方技术、
制度、
文化纷纷植入，
使得这座城市显得光
怪陆离，
却又充满生机。
《概述》
、<
/p>
《素描》中所收的文章从不同的角
度为我们展示了这些西方元素在
当时的上海是如何被运作，
乃至逐步扩大影响的，而一些内容更可补史料之缺失。
（一）技术之引进
电话发明于
1875
年，
18
76
年贝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