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居正改革的经济措施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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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20日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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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0日发(作者:音标读音)


浅析张居正改革的经济措施及其影响




摘要:


张居正


(1525


1582



)


,


字叔大


,


号太岳


,


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 ,世


称张江陵。他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一生经历了明朝的嘉靖,隆庆,万历三


个朝代。嘉靖二十六年


(1547)


进士


,


隆庆元年


(1567)


进入内阁,



任礼部尚书兼武


英殿大学士。


1572


年神宗即位时

< p>
,


任内阁首辅。


从这时起至万历十年

< p>


1582


年)


去世,< /p>


担任首辅十年之久,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为明代第一权相。


《 明史》说他“


,



识事变

< p>
,


勇于任事


,


神宗初政< /p>


,


起衰振隳


,


不 可谓非干济才”



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称赞

他是


“宰相之杰”



万历初年的张 居正改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最重大的一次政治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边防、吏 治等各个方面


,


对明后期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 br>影响。在此


,


本文仅就其中的经济改革措施作出探讨。< /p>



关键词


:


张居 正


;


改革


;


土 地兼并


;


经济措施


;

< br>清丈田地;一条鞭法;影响





















1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明朝,

< p>
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


度,


连宰相的权力 都收归皇帝所有,


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


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


唐 末和宋末,


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


共生在同一王 朝的始末,


是历代


王朝从未有的境遇。


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


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具有不


可克服的矛盾,


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


沉疴临绝,< /p>


不进则亡。


这时明王朝


统治的中国社会走 过了封建主义的巅峰,


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各方面的矛盾 日


益激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特征开始出现萌芽。

< p>
而这些所有的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尤


为明显,


特别是 嘉靖、


隆庆时期最为明显。到万历初期国家财政亏空,


社会矛盾 更加


突出。


在这明王朝衰败时刻,


一位 伟大的政治家开始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


他就是


张居正。


张居正坚定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封 建体制


再现活力,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


同时也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潮流。


在张居正进行改革前 ,


明朝的社会矛盾表现


的更加明显。



一、张居正改革的社会背景:



张居 正的一生经历了嘉靖、


隆庆、


万历三朝


,


正是明朝统治的中后期


,


各种社会矛


盾日益激化。



(



)


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腐败



自明中期以 后,


地主,


官僚和贵族占有大量土地使土地兼并加剧。


由于明初官田赋税


比较重,


民田赋税较轻,


时日一长,


官僚,


地主和贵族开始想法将官 田划在民田名下,


来逃脱赋役,


而实际上贫民却没有土地还要承 受赋役负担,


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


收入。所谓的“民田”, 却又为大多数大地主大官僚所霸占,“官田”官府占有,农


民耕种,向官府交纳租税。就 是这类的农民交纳的租税极重,每亩交五斗,六斗,甚


至一石。他们交不起租,便“散之 四方以逃其税”





“民田”交租每亩虽然只有五


斗,


但加派很多,


有多收之弊。


而属于皇亲国戚由赐封所得的皇庄田和贵族官僚的庄


田则可以免除赋役,或予以适当“优免”。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皇庄田

,


贵族田园


的不断扩张,


国家的赋 役收入却因免赋役耕地的膨胀而锐减不已。


史载明孝宗时,


仅< /p>




陈子龙等著:


《明经世文编》卷一,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0


页。




2



北京附近就有皇庄


5


所,占地达


12800


多顷,贵族庄园


330


余所,占地


32000


余顷。


到武宗正德十六年,仅三十余年间这类田地就激增至


20 0900


余顷。世宗嘉靖时,内


阁大学士严嵩的田庄,


占其家乡袁州府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


这些土地都是以皇帝


“拨


赐”,向皇帝“请乞”的名义霸占的,因此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这一时 期,大地主


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兼并也变本加厉。


江南一 带,


出现了不少拥有万亩以上的


大地主。


土地与劳动者的分离趋势日益加剧,


出现了


“田地抛荒,


租税无征”


的境况。


这种土地兼并的严重的 社会后果,


便是人口和田赋实征亩数的锐减。


据史料记载,



治四年全国人口在册者,


仅有

< p>
910


万余户,


较明初洪武时竟减少了近


45%



这对以


“人< /p>


丁滋盛”


为荣耀的封建王朝来说,


绝对是 一个莫大的讽刺。


而此时,


全国的田赋实征

亩数,


也由明初时的


830


万顷,


跌至


423


万顷,

几乎减少了一半。


这对于主要依靠田


赋作为财政收入的大明 王朝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土地兼并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社 会是由来已久的问题,


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更加严


重罢了。


豪强地主和大官僚有地却不交赋税,


而农民没有地却要承受繁重的赋 役。



就导致了财税枯竭。加上征收的不合理,使农民苦不堪言 ,社会矛盾就更加激化。



此外,


明朝 的吏治腐败也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


由于明代的官俸较低,


许 多官


员就借职务之便贪渎营私、


化公为私、

中饱私囊。


还有冗官冗职日益严重,


也使得政


府财政支出增多。


自明中期以来,


吏治的腐败更是日 甚一日。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多是


昏庸腐朽,

嘉靖帝开始即位时还能勤政上朝,


后来二十多年不理朝政。


隆庆时,


更是


不理朝政,


朝中首辅之争 更是愈演愈烈,


在隆庆在位的六年间,


首辅先后由三人担任,< /p>


每人平均任职二年,


由此可见当时大臣之间的互相倾轧是多么的剧 烈。


由首辅之争进


而影响整个官场朝臣争权夺利


,


互相倾轧


,


吏治腐败



,


官以赂计


,< /p>


罪以赂免


,


辇毂之下

,


贿赂公行


,


郡县之间

< p>
,


诛求无忌”



“今人谓 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


,


故外官至期盛辇


金帛以奉京官


,


上下相率而为利”




。为了保障集权统治下的法令制度的实施


,


明朝


建立了极其严厉甚至相当恐怖的监察制度


,


但 事与愿违


,


明朝官僚体系内非常腐败。



万历年间


,


官风不正、


吏治颓废、


宗室骄恣等弊习已相当严重。


明中叶以后


,


国家的行


政效率极为低下

< p>
,


诏令下到部院


,


很少认 真执行


,


更无人核查。而宗室对上求亲献媚于

< br>皇帝


,


对下欺凌官府、压榨百姓


,


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张居正忧心如焚


:


“生民之骨血


已罄


,


国用之广出无经


,


一旦或有饥荒盗贼之事


,

< p>
何以应之


?




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张廷玉等:


《明史》


,


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中华书局


1974

< p>
年版。



3



(



)


府库久虚、财政困难



由于以皇帝为首 的皇室、官僚、地主通过乞请、投献等方式,大肆兼并土地,逃


避赋役。


明朝的征税土地由明初的八百多万顷,


到宣德以后只剩四百二十余万顷。



农民的赋役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嘉靖时期,


有的农民没有田地,


却要交八十亩的田税;

家只一丁,


却要担负一百多丁的役。


这就导致明朝的税源减 少,


而实际上开支却是有


增无减。隆庆五年(

< br>1571



,


全年财政的总收入 只有


250


万两


,

而支出达到


400


多万两


,


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


,


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 /p>


隆庆


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


,


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


拮据

< p>
,


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明王朝通过卖官鬻爵和加派赋税疯狂搜 刮


,


却仍然是“仓廪所在皆虚”


,


“财用大匮”。张居正改革前


,


明王朝在财 政问题上已是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



(



)


武备废弛、起义不断



嘉靖、


隆庆时期,


蒙古后裔鞑靼部多次侵扰明朝北部边境,

有几次甚至直逼京城,


导致京师三次戒严。由赋役问题引起的阶级矛盾开始激化,导 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以隆庆年间为例


:


隆庆元年广东起义大规模爆发


,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以曾一本为 首的


一支


,


活动地区是闽、

< p>
粤两省


,


隆庆二



1568



年六月


,


曾一本进攻广州


,


杀知县刘师颜


,


后转战福建


;


隆庆 三(


1569


)年


,

< br>陕西农民起义


,


第二年转战四川


;


隆庆六


(1572)



,



庆恩平十三村陈金莺等


,


与邻邑苔村三巢罗织清等


,


以及藤洞 、九径十寨黄飞莺等


,



自发动起义< /p>


,


互通声气


;


惠 、潮一带


,


山险木深


,


蓝一清、赖元爵等率众起义


,


各据险结



,


连地八百余里


,


起义人数达几万




到 万历时


,


明王朝已是国势衰颓


,


危机四伏


,


到了


非改 革不行的地步。。这些已经危急到王朝的生存。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就是


要让人民有生存的条件


;


人民有饭吃


,


政府才有税收


;


政府有税收


,


经济危机才能解除


,


明王朝才能持久。



二、张居正改革的内容



一个国家的 兴衰成败往往与财政问题息息相关


,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


,



往重点在于财政改革。财政的统一 与国家的统一是一个整体


,


没有集中统一的政权


,





韦庆远


.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


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4



不会有统一 的财政


,


没有统一的财政


,

< p>
国家也不会有长久的昌盛。


张居正在经济方面的


改 革,以“倡节约”、“强公室”、“杜私门”为方针。他认为权豪日富、公室日贫


是造成 国溃民穷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认为


“私门闭则公室强,


故惩贪吏者,


所以足民


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 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建安攘之策。


倡节约之用,兴礼仪之教,明 天事重拱而御之,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


逾此矣”





张居正当政以后,在整顿财政 方面,贯彻“置入为出,加意撙节”的原则,尽量


压缩政府的开支。他说:“夫古者王制 ,以岁终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


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 匮乏之虞。”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张居


正以限制财政支出来实现收支平衡,

< p>
这充分体现了他的


“治国之道,


节用为先”


的思


想,


同时,


也是 对社会现实清醒认识的结果。


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


尽量 压缩


政府开支,


如他通过


“减客兵、< /p>


清粮糗”


的办法减少开支,


“岁所省,< /p>


凡得数十百万”



礼部、翰林院开馆纂修 《穆宗实录》,明神宗恳请赐礼部筵宴,慰劳官员。张居正认


为“一宴之资,动辄数百金



,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奏请免予赐宴,为


政府省了十万两白银。


嘉靖、


隆庆时期的驿站 ,


是最为耗费害民的一种负担,


当时官


吏冒滥使用驿站的现象十分普遍。


官吏滥用驿站,


使军用之需受 到了严重的影响。



对这种现象,


张居 正于万历三年



1575


年)


下令整顿驿站,


严格控制驿站的使用范围,


“凡 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


行参谒,经扰驿递”。通过贯彻驿站新例,使官吏不敢与商贾混杂使用驿站


。驿站


的供用大大减少,人民负担有所减轻。另一方面,张居正还对皇室贵族的奢侈滥 用,


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万历五年(


1577


年)以后,明神宗已年过十五岁,开始娶妃


子,


宫廷 费用开始增多。


预算财用不足,


万历就下令工部铸钱供用。


张居正据理力争,


使万历小皇帝罢之。使当时的财用与实物得以均衡 。




然而,

< br>提倡节约仅仅是一种补救措施,


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

< p>


此,


他把经济改革的重点,

放在清理田赋和改革赋役制度方面,


即实行清丈田地和推


行 一条鞭法。企图以此来恢复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一)清丈田地






杨国桢,陈支平等:《明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0< /p>


页。



杨国桢,陈支平等


:


《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93

< br>年版,第


231


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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