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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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包身工
”
引起的回忆
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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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
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
工作的朋友
。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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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底，
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
，
因为这是工人区，
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
里来
“
落脚
”──
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
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
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
我知道了
“
包
身工
”
制度和这
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
一年多以后，
上海
< br>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
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
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
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告诉了我许多
关于包
身工的事情。
“
一二八
”
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
材的电影剧本，我
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
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
。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
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
，生活
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
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
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
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
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
感
到
“
灵魂的震动
”
。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
在日本的时候
，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
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
生活，可是，拿
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
才知道，在
20
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
还公然
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
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
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
工作忙，就搁下了。
直到
1935
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
破坏，
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
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
集。
经过
“
沪东公社
”
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
一位在日本内
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
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
察不可。
我找到了一位在日
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
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
了一些
了解，可是要懂得
“
带工头
”
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
活情况，
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
的。
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
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
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
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
包身工的工房，
是由日本
警察、
巡捕、
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
他们为了防止这群
“
奴隶劳
工
”
和外界接触，任何
“
外头人
”
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
在
《包身工》
里我说过，
这些包身工是
“
罐装了的劳动力
”
，
< br>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
话一点也没有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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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破这种封锁，
我得到杏弟的帮助，
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
“
下手
”
们盯住了。
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
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
和晚间不可
。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离开杨树浦很远。
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
浦，就得半夜三点
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
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
“
夜工
”
，才比较详细地
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
。
由于
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
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
仅像我们这样的人，
即使同厂做工的
“
外头工人
”
，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
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
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
，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