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预备党员发言稿-百米赛跑歇后语

2021年1月29日发(作者：闭的反义词)

第十二章

清末以来的近代学制改革


< br>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于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定环境中。
但它并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
平在教育上的反映，
而是外来军事技术、
教育思想和学校教育制度对传统中国科举 教育进行冲击的
结果。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这成为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重要 标志。其后历经
40
余年，以建
立军事学堂为基点，洋务派兴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从 而为近代学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而“壬寅
学制”
、
“癸卯学制”
、
“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的相继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清末以来我国新
式学堂和新式学校教育的发 展与教育的普及，并逐渐在制度上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第一节


近代学制的产生


虽说在洋务军事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之后，< br>我国的新式学堂大量增加，
这客观上使长期以来沿
用的以科举选才为中心、
儒家 经典为内容的古代学制框架已无法进行。
但新建学堂的主办者多因观
念不同，在学校性质、培养 目标、教育教学诸方面各自为政，互不统属。
1901
年
9
月
14< br>日，清政
府又颁布“兴学诏书”
，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 ，于省城均改设大
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
①

各式学堂的迅
猛发展，
迫切要求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 br>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给予明
确的规定。于是，
“壬寅学制”和 “癸卯学制”相继出台，中国有了自己全国性统一的学制，这可
以说既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事业发展的客 观需要，也是推进科举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

一、
“壬寅学制”的制订
< br>1902
年
8
月
15
日，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 章程》奏呈批准并颁布，这是中国近
代第一个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发的学校系统文件。它包括《京师大学堂 章程》
、
《考选入学章程》
、
《高
等学堂章程》
、
《中学堂章程》
、
《小学堂章程》
、
《蒙学堂章程》共六份文件，总称《钦定 学堂章程》
。
因这一年为阴历壬寅年，故史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的颁布是中国新学制 的开端，
“教育
②
之有系统自此始。
”

其实，在中国建立 近代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从容闳向洪仁玕面呈教育计划，到陈炽对西方学
制的介绍；
从最早出 访西欧的官员斌椿对西方学制的引述，
到花之安、
李提摩太等对清政府的建议；
从郑观 应、盛宣怀对学制的倡导和实践，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教育制
度的具体构想 ；从《教育世界》杂志对日本近代学制连篇累牍的介绍，到清政府官员对日本教育制
度的实地考察，使中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和更详细的了解，
反映出建立中国近代学
③
制的思想条件已日趋成熟。

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派遣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于
1866
年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游历
欧洲十余国，历时近四个月，回国后有《乘槎(ch á)笔记》刊行。而
1623
年刊行、由艾儒略增译的
《职方外纪》
是系统论 述五大洲地理的第一部中文著作。
其中第二卷对欧洲各国的学校制度又概略
的介绍。书中写道< br>: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
小学。< br>”小学“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
，优者进中学，中学毕业优者入大学。大学分四科
:
“一

①

璩鑫圭、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版，第
5-6
页。

②

《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
。

③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六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3
页。


1
曰 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
。皆听人
①
自择，数年而成。

1891
年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也介绍了西 洋各国的教育制度。
“凡男
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 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
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在乡则有乡塾，至于 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
内，
学堂林立，
有大有中有小，
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 究精微者，
无不有一定程限。
文则有仕学院，
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 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
②
为商，亦莫不有学。
”
除清政府外交官员介绍外，西方近代学制还通过外国传教士大量输入我国。
1873年，德国传
教士花之安
( Ernst Faber ,1839
—
1899 )
撰写的《泰西学校论略》在上海出版，李善兰为该书作序。
在此书中，花之安将德国学校制度全面介绍进了中国，并将西方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行政管理等
整套模式展示在国人面前。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外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专著。
1881
年，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
(Calvin W. Matter 1836
—< br>1908)
发表
《振兴学校论》
，
批评中国人古训至上，
所学 范围太窄，不过都是些“仁义礼智孝梯忠信”而已，建议改革中国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
职业学校、 大学、女学，并把士、农、工、商全纳于学。

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委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 A. P
. Martin
，
1827
～
1916)
专门
研究和报
告欧美、日 本的教育制度。
1883
年，丁韪良完成了题为《西学考略》的研究报告，全面研究和介
绍了欧美及日本的教育制度。此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
(1887
年)
、
《七国新学
备要》
(1892
年
)
和美国 传教士林乐知于
1896
年将日本明治初期文部大臣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
振兴文学 成法》译成《文学兴国策》等都对我国学制的创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变
法通议·学校总 论》中所说
:
“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
、
③
《七国新学备要》
、
《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
”

在传入和了解西方教育制度的同时，
很多有识之士同时提出了效法西方国家，
在中国建 立资本
主义教育制度的主张。
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在美国接受了正规教育并获 得学士学
位的容闳。容闳（
1828
—
1912
）
，
1850
年入耶鲁大学，
1854
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1860
年
11
月，
他在向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所提改革建议时曾主张设立武备学校，
建设海军学校，
创办各种实业学
④
校和颁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

随后，
社会上要求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制定学制的呼声持续强烈。
1884
年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下》中就表明了“仿照泰西程式”
，在中国建立文武并重
的近代学制的 观点。他说
:
“窃谓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
仿 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
学，设于 京师者为大学。
”其中大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学分为陆
军、< br>海军两科。
他还提出实行分班教学，
小学和中学学习年限各为
3
年，< br>小学中学和大学相互衔接，
⑤
逐级递升等建议。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
1896
年，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也提出了全国自
京师以至各省府州县皆设 学堂的建议。
府州县学选
12
—
20
岁民间俊秀子弟入学，
省学选
25
岁以下
诸生入学，京师大学选
30
岁以下举贡监生入学， 学习年限均为
3
年。而
1898
年，康有为在《请开
⑥
学校 折》中，更是明确主张
:
“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

在 张百熙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次递进的学校系统终于面世
了。
“ 壬寅学制”秉持“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和“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设学宗旨，
将学校划分 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阶段包括蒙学堂
4
年、
寻常小学堂
3
年和高等小学堂
3
年，规定
从
6
岁起儿童入蒙学堂，旨在“培养儿童 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
”蒙学堂毕业后方可升

①

斌椿等：
《
乘槎
(chá
)
笔记》< br>，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
页。
乘槎笔记< br>
海录

职方外纪
(

②

薛福成 ：
《出使四国日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 9-230
页。

③

陈景磐编著：
《中国近代教育史》< b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第
2
版，第
150
页。

④

容

闳：
《西学东渐记》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6-57
页。

⑤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86
年版，第
12-13
页。

⑥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691
页。


2
入小学堂，小学堂宗旨“ 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共
7
年，规
划为 义务教育性质，
“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
”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
设中学堂
4
年，
“为
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 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
3
年（设政、艺两科）
；
大学堂
3
年（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共七科）
；大学堂之上设大学院，年
限不 定，以研究为主。如此，将大学院不计算在内，壬寅学制的总学制年限约为
20
年。

除学制主系列之外，
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还有简易实业学堂；
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 业学堂、
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平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等。
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实施，
只可以看作是新学制改革的先声。
其中一个重 要
原因就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具有维新思想的张百熙（
1847
—
1907
年）
，同治进
士，
1900
年以礼部侍郎赴西安面 见西太后，痛陈时弊，主张兴学。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
十二月，张百熙充任管学大臣，
主持京师大学堂和掌管全国的教育改革。
他上任之初即辞退了京师大 学堂西
学总教习、传教士丁韪良，跪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吴汝纶出任京师
大学堂总教习。
同时还延揽了其他许多名流学者担任京师大学堂教务、
行政各职。如聘请张筱浦
（鹤
龄）任副总教习、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琴南）为副总办 。另有杨仁山、屠敬山、
王瑶舟、孙诒让、蔡元培等均也在被聘之列。

可能由于张百 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
”于是，
“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
①< br>②
者纷起。
”
加之，
又有人上奏称京师大学堂
“仅一汉大臣，
至成弊薮，
请增设满大臣主其事”
。

为
此，朝廷派荣庆为 管学大臣，以分张百熙之权。由于张百熙与荣庆不合，
“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
相同，
用人行政，
意见尤多歧异”
，
难达共识。
时又值京师大学堂师范、
仕 学两馆学生
“鸣钟上堂”
，
学务改革因此受滞，
“无一事可办”
，参 与起草学制的张鹤龄、赵从蕃、李希圣、沈兆祉等也由于这
些矛盾而相继被迫离开京师大学堂。在这种情 况下“壬寅学制”事实上无法真正执行。更何况《壬
寅学制》制订时间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 能付诸实施。百般无奈之下，清政府选派封疆
大吏张之洞会商学务，厘定学制。





二、张之洞与“癸卯学制”

张之洞
(18 37
—
1909)
，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同治


年（
1863
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
名，是处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 晚清政坛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曾任山西巡抚、
两广总督，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每到一处他都致力于改 造旧学堂和积极创建新式学堂，曾经改造了
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建立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 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
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以及在在两江临时代理总督期间创办储才学堂 、
陆军学堂和铁路学堂等，
并
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在两广任职期间，张之洞还 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和广雅书院。

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前 比较固守中国旧学，开始吸纳西学，
并逐步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思想归宿。
1 895
年，张之洞在《
苍页
请修备储才折》
中认为“宜广开学堂”
。 他说，西方事事有学
(
专业化
)
，处处有学
(
普及化
)
，国家用人皆取自专门
学校。因此，
“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 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
修路、
律例各项专门各家之学，
博延外洋名师教 习，
三年小成，
乃择其才识较胜者，
遣令出洋肄业。
”
当然，
这些主张设立一系列专门学堂的想法还只是对西方学制的初步认识，
所设学堂也缺乏系统性，
③
但一般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张之洞日后提出学制改革思想的滥觞。

1898
年
3
月，张之洞著名的《劝学篇》问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变法的基本立场，并提
出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办学原则和具体的改革学制的建议。他说
:
“各省各道各府各 州
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之选，府县
①

赵尔巽：
《清史稿·选举志》
，北京：中华书局
195 7
版，第
3132
页。

②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 57
—
959
页。

③

黄新宪：
《论张 之洞与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
，
《松辽学刊》
1988
年第
3
期。


3
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 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
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 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
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又加深博焉”
。这一学制构想虽然仍比较简略 ，同时设想还充分体现了其“新
旧兼学”
、
“政艺兼学”等极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良 苦用心。但明确提出建立三级学堂，并规定了
设学的地点、学习的内容，都表明张之洞有关建立近代学制 的思想已经趋于明朗。

1901
年
7
月，根据慈禧太后宣布实行“ 新政”的上谕，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著名
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计有《变通政治 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
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 拟采用西法折》
，其所奏之事，涉及面很广，详备而实用，成为清末
新政改革的实际纲领。在“ 江楚三折”的第一折中，张之洞开宗明义地指出：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
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 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
①
无履危救亡之远谋， 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
”
为了求才图存，他最关心
的是兴学 校、改科举和派游学三件大事，并认为三者的关系是“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
②
才， 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
”
可见，此时创立近代学制在张之洞< br>教育改革思想中居于中心地位。

而创立近代学制的实践观点则来自他对中外教育的反思 和借鉴。
张之洞认为，
中国历史上或用
荐举，或凭考试，
“要之皆就已有之人 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
”这表明他已看清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缺点，理解到 国家既要甄拔人才，
更要教成人才。此时张之洞对东西方各国学
制以至“教士之要义”
、
“教成之善”等都有了比写《劝学篇》时更丰富的知识。并且还主要取法日
本，在“江楚三折 ”中提出了包括蒙学堂、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与京师大
学堂在内的六级学校体制 ，对各级学校的入学年龄、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录用等
作了明确规定，这些都比《劝学 篇》更为具体详尽。
③

就在张百熙着手制订学制的同时，
张之洞也在湖北全 省以学制创立为核心，
着手进行全面的教
育改革实验，
出台了一套湖北教育发展计划， 也可以看作是湖北的地方学制，这就是
1902
年
10
月
31
日奏上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学折》
。这个计划于四月拟妥，十月呈报中央，它的内容包括学
校系统、教有行政、师资训练、课程安排、教材供应、学堂建筑设备、以及经费筹措等主要措施，
比在 “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学制又进一步具体和完备。

在这个学制体系中
,
张之 洞把湖北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类
:1.
基础教育
:
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五级。
(1)
初等教育
,
分蒙学和小学 。蒙学为学前教育
,
设蒙养学
堂
;
小学分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两种。
(2)
中等教育
,
省城设文普通中学和武普通中学各
1
所< br>,
各道、
府、
直隶州设模范中学堂
1
所。
(3)高等教育
,
分文高等学堂和武高等学堂两种。文高等学堂在省城
设两湖高等学堂< br>1
所
;
武高等学堂在省城设
2
所
,
一为武备 学堂
,
一为将弁学堂。
2.
专门职业教育
,
分师范教育、< br>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三种。
(1)
师范教育
,
设师范学堂。
( 2)
实业教育
,
分农务学堂和工
艺学堂。
(3)
特别教育< br>,
有方言学堂、
勤成学堂和仕学院。
这个学制体系的基本框架仿照了日本学制。
正如奏折开头所说
:
“考日本教育总义
,
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 端
,
洵为体用兼赅
,
先后有序
,
礼
失求野
,
诚足为我前事之师。
”
湖北学制一个显著的特点
,
就是基础教育与 职业教育的初步分途
,
呈现
④
出双轨的特征
,
并且师范学堂 归属职业教育体系中。

其中，学前教育为蒙养院，由民间办理。初等教育的目标在培养忠诚的 国民，分为高等小学和
初等小学二级，
各四年毕业。
中等教育，
文武分途，< br>为专业前的预备教育。
文普通中学，
四年毕业，
武普通中学另加半年实习，四年 半毕业。高等教育，为职业分科阶段，学制为一至五年不等。种类
有师范学堂，分
1-2
年的速成科与三年本科；文高等学堂，包括文、法、理三科，四年在学，一年
出洋游历，五年毕业；武 高等学堂，教授军事知识，
2-4
年毕业；方言学堂，五年毕业；以及农务

①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人民教 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7
－
48
页。

②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人民教 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9
页。

③

田正平分卷主编：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 01
年版，第
432
页。

④

刘
虹：
《
〈癸卯学制〉百年简论》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
教育科学版
)
》
2004
年第
1
期。


4
学堂与工艺学堂，各四年毕业。完成整个教育过程大约需要
20
年学程。 在该学校系统之外的“勤
成学堂”
，不分科目，不定年限，不限数额，容纳年长好学生员讨论中 西学问。
“仕学院”旨在聘请
中外教习为湖北在职职官讲解中西学问。

清廷 曾将此折交给主持制订“壬寅学制”的张百熙议奏，张百熙在《光绪二十九年管学大臣张
（百熙）遵旨议 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次第兴办学堂折》中，对张之洞的湖北地方学制评价很
高，认为该折“与钦定 章程相合之处甚多，不谋而同”
，
“该督疏陈湖北学堂章程
,
其中足补臣百熙
①
奏进章程所不及者
,
当即一律照改
,
奏明在案。
”
只是对个别地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可见，
张
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 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
,
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
学制》的,
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

同时，张之洞也对《壬寅学制》提出了
4
条补充意见：第一，读经，要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读经、温经的课程,
“期于人人能读全经”
；
2
放假
,
以旬假代周假
;3
权限
,
学堂的管理权
②
不能“轻假洋员”
;4
学 费
,
小学堂不收费
,
其余学堂均收费。
张百熙充分肯定了这些建议。 他说：
“查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
,
办理学堂亦最认真
,
久为中外所推 重
,
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
,
二十余年
③
之讲求
,
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
,
自与寻常不同。
”
而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 ，
希望朝廷能够派张之
洞会商学务。事实上，张百熙是想借此制衡荣庆等守旧大臣对创建新学制 的掣肘，而据《京师大学
堂成立记》中记载，荣庆也动议奏派张之洞会商学务
,
则是想 借此排斥张百熙。

于是，
1903
年
6
月
27< br>日，在荣庆上任后四个月
,
荣庆与张百熙联名奏请“派重臣会商学务。
”声称
:
“为了兴学务而防流弊”
,
“必须有精审画一之课本
,< br>完全无缺之章程”
,
而“张之洞为当今第
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 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
”
④
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商办京
师大学堂事宜< br>,
将一切章程详加厘定”
。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
:
“着即派张之 洞会同张百熙、
荣庆
,
将先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
,
并 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
,
详悉具奏
,
务期推行
⑤
无弊,
造就通才”
。

接受主持制定新学制重任之后，张之洞以北京长椿寺为 办公之所，
“当将保荐特科之陈毅、胡
⑥
钧留京赞助”
，
广延通才， 以《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以湖北教育改革的经验为参考
,
取法日本
,
分 门拟定，日夜增补和修改，经斟酌取舍，历时数月，七次易稿。据说其间张百熙等及其下属也曾
对出台中 的学制某些部分提出了异议，
如反对增加经学词章等。
但最终决定大权掌握在张之洞之手。⑦
而荣庆本想借此排斥张百熙，不料“之洞独断，百熙拱手让之，荣庆遂不能
容喙
。
”
新学制的制定
完全按照张之洞的意愿行事。
张之洞先令由曾赴日考察的湖 北人陈毅草拟成章程初稿后，
送政务处
⑧
军机大臣复阅。据此便有人认为“张之洞不过 参以审定后借花献佛以欺名盗世而已”
。
事实上，制
定学制的工作始终是在张之洞的主 持下进行的，
该学制基本反映了张之洞的思想和意志，
陈毅不过
⑨
作了一些记 录和整理工作，对学制的一些主要部分，张之洞还亲自动手拟定。
据《张文襄公年谱》
(
许谱
)
的作者许同苇说
:
“其学务纲要、
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中学、
文学课程则公手订。
”
故王国维说
:
⑩
“今日之奏定学堂章 程，草创之者沔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
”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br>(1904
年
1
月
13
日
)
张之洞与张百熙 、荣庆将修订好的学堂章程
上奏，得到皇帝谕旨的批准：
“著即次第推行。
”这就是所 谓的《奏定学堂章程》
，因该学制颁布的

①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65
、
71
页。

②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70
页。

③

朱 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版，第
65
页。

④

璩鑫圭、唐良炎：
《中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版，第
28 8
页。

⑤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 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2
页。

⑥

《记北京大学堂事》
，
《新民丛报》第
38
、
39
号
(
合本
)1903
年
10
月。
⑦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 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958
页。

⑧

郭齐家：
《中国教育思想史》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6
页。

⑨

黄新宪：
《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
，
《松辽 学刊》
1988
年第
3
期。

⑩

王国维 ：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朱有瓛主编：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 辑上册，第
823
页。


5
年份，为阴历癸卯年，故史 称“癸卯学制”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
学制，它的诞生，标志着 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该学制一直沿用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废止。

《奏定学堂章程》
由
22
份文件组成。
包括
《奏定学务纲要》
、
《奏定蒙养 院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
、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
、
《奏定中学堂章程》
、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
、
《奏定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
、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
、
《奏定优级师范 学堂章程》
、
《奏定实业学堂通
则》
、
《奏定任用教员章程》
、
《奏定译学馆章程》
、
《奏定进士馆章程》
、
《奏定初等农工商 实业学堂章
程》
、
《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
《奏定高等农 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
《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
章程》
、
《奏定艺徒 学堂章程》
、
《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
、
《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
、
《奏定各学堂
考试章程》和《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
。

从学制 系统看，它把全国学童分为基础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大部分，比起“壬寅学制”的体
制更加完备。在纵 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
小学堂三级。第二阶段为 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
预科、大学堂和通儒院。在横的 方面，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业学
堂和艺徒学堂
(
也可 附设于初等小学堂
);
中学堂的旁支有初级师范学堂、
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
与高
等学堂并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
实业教员讲习所、
高等农工商业学堂以及 译学馆、
进士馆等。
同时
,
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
高等学堂 均设有预科
,
而中学堂、
高等学堂及分科大学设有专攻科
;
高等学堂
和分科大学设有公共科、选科、加习科、分类科等。

作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全国性学制 体系，
“癸卯学制”以《学务纲要》为总纲，不仅对各级各类
学堂的办学宗旨、招生对象、入学 条件、课程设置、修业年限以及各类学堂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作了
明文规定，
而且对教育宗旨、< br>学校管理、
教师的任用和学生的考试与奖励等都作了详尽规定。
其中，
在张之洞 看来，整套章程“最要者”是“学务纲要一册、管理学堂通则一册、实业学堂通则一册、
①
请奖 励学生章程一册。
”
“纲领要义全在此。
”

至于立学宗旨，规定“ 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
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 其艺能，务期他日成
②
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
这充分体现了张之洞一贯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办学指导思想。

虽然《奏定 学堂章程》深受“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带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有对日本学
制不少的抄袭痕迹。但 “癸卯学制”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颁行，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学
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还表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已开始步入制度化、系统化的新时期，
标志着中
国从此有了自己的 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型和框架，
甚至民国时期的学制也是在此基础上逐步改进
完善形成的。< br>而新学制的推行，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加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封建
教育制度的最 终解体。
特别是它还改变了晚清以来只重视专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
而重视发展普
及 教育和师范教育；
促进了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变革，
有利于西方自然科技知识以及社会政治思
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总之，
“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使中国教育开始 摆
③
脱自我封闭，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之中。


①

《致瞿子玖书》
。
《张文襄公全集》
卷

②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
197
页。

③

金林祥 ：
《中国学制近代化论略》
，
《教育评论》
1996
年第
1
期。


6

第二节


科举成为学校发展的障碍


废科举与兴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的相辅相成同步 运作的两大工程。
新教育的创办需要新的制度
建设，这已有“壬寅学制”
、
“ 癸卯学制”的建立，但同时也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和废黜。渊源于
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千余年来是中国 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阶，虽然一直遭到有识之士的攻击和批评，
但如果要突然宣布废除它，则又有着重重的 阻力，
而这些阻力又使新教育的创办步履维艰。清末新
①
教育改革一开始便陷入科举与 学堂的废与立的交替转换这样一个无形的“怪圈”
之中。

一、新学堂在科举制下有名无实

长期以来，中国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但由八股科举“精选”出的所谓文才武
将却在近代遭遇到千百年来未遇之强敌，在强敌面前，振弱无术 、御敌无能、束手无策，特别是由
于他们不懂得与近代科学技术有关的先进武器装备，不能和外国人沟通 ，于是，鸦片战争后，清廷
洋务派官员为了谋求“军事自强”
，便开始将早期改良主义者等所提 出的变科举、兴学校的建议部
分地加以付诸实施，旨在通过对传统的科举考试进行彻底的改革，大力发展 近代新式学校教育，以
便打破成规，稍变成法，求取济变实用之人才。

1862年，
恭亲王奕訢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
这表明近代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正式出现。
而
1866
年又添设“算学馆”
，则成为近代大学产生的标志。此后，洋务派又创办了 一大批以培养洋务人才
为目的外语学堂、军事武备学堂和实业技术学堂。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 福建船政学堂、
②
天津电报学堂等。
其中，
“福建船政学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 所高等学校。
”
它在建立高等教育体制，
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方面，比清末其它高等学校影响更深，作用更大。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是清 同治、
光绪年间，
倡导办洋务最主要的洋务派首领。
李鸿章就认为，
“用人最 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
，以往科举文武两途是以“章句”和“弓马”作为
进身的标准，而章句 和弓马施于洋务则隔膜太甚，至于小楷试帖，更是“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
之道。
”所以，他 在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
上《筹议海防折》
，建议对考试功令稍 加变通，
“另开洋务
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即在有海防的省份设立“洋学局”
，择通晓时务大员主其事，选收生徒，聘
请洋教习，学习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 、化学、电气学等。学成以后，或分
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对有实绩成效者，
“分别文 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
③
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
”
总之，在新思潮影响下的清末洋务学堂，大都仿照西方模式办
学，
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翻译人才 和科学技术人才，
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以科举为中心的旧教育的巨
大冲击。

然 而由于就教育的习惯势力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
大部分洋务学堂仍然以科举制为导向
,< br>教育内容名不副实。由于学生掌握“这些外来的学问并不能带来什么名望
,
也不能打开通 向有影响
的政治地位的大门”
,
并且“为士林学人所不屑
,
被斥之为 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
许多人“连公开
④
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 有。
”

洋务学堂为了笼络学生不得不在学堂教育中保留科举制。
如上海广方 言馆规定学生
“学成之后
,
送本省督抚考验
,
作为该县附生
,
准其应试”
;
广州同文馆也规
定学生
“如在馆三年
,学习有成
,
即派充各衙门翻译官
,
准其一体乡试”
;
广 东陆师学堂则规定
“在堂
⑤
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
,
以开其上进之程。
”


①


李细珠：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页。

②


潘懋元：
《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
《教育研究》< br>1998
年第
8
期。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筹议海防折》
。

④


乔纳森·
斯潘塞：
《改变中国》
，
北京：
三联书 店
1990
年版，
第
138
页。
转引自杨齐福：
《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0
页。

⑤


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 参考资料》
(
上册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52
—
90
页。


7
这反过来又 使学生对科甲正途时时不能忘怀
,
不少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科举考试上
,
口读
外语
,
眼看西书
,
而心在八股。
1867
年夏
,
林乐知发现广方言馆中的学生“正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专
①
用于准备将在南 京举行的三年一度的考录举人的乡试
,
因此这个夏天他们几乎没学什么英文。
”
学
生中“敷衍岁月
,
多攻制义
,
不复用心西学”者屡见不鲜。这样 一来“学校虽有数理博物科目，仍是
②
一种变相的八股。
”
（杨齐福）

为此，一些洋务学堂就不得不限制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如曾国藩就认为，学生在馆学习，
“ 与
帖括自属分途，不必责其兼长也”
，不必令其参加科举考试，用时文进行考试也不妥，
“恐其用志即
纷，转荒本业”
。湖北自强学堂章程则规定，学生“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亦 不准并应各书院课
③
程试”
，只准“请假以应乡试，其一切岁科小试，概不准假”。
广方言馆曾在
1879
年将那些不学西
学、
只攻八股的学生裁 撤。洋务官员为了保证不得已采取了这种强制性措施，以削弱人们科举入仕
的思想，
增强对科举 考试的离心力。
但这恰好从一个侧面又证明了科举考试在当时仍对新式学堂的
学生有着巨大的吸 引力，对新式学堂的教学和发展产生巨大冲击。

当然也有一些学堂为了给学校争取地位，很重视争取学生的毕业资格。
如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
学本来是以培养通晓西语、懂技术的人 才为目的，主要为矿山、铁路、财政、商务等实业服务，它
毕业生一般出路有三条：
一是择优派 送出洋留学；
二是酌量委派洋务职事；
三是送京师大学堂继续
深造。
但在当时 科举制还未废除的情况下，
盛宣怀在
1898
年
6
月也曾奏请：“嗣后每年年终大考后，
当将学生名籍及考定等级，详细造册，咨送各该省学政，存候乡试年份，调 取录送。
”目的是想将
学生的出路与科举仕途紧密联系起来。
④

学 校与科举之间的矛盾在京师大学堂表现的最为突出。虽然
1902
年张百熙就奏请大学堂学生< br>预科毕业奖举人
,
正科毕业奖进士等
,
欲合科举与学堂为一体
,
但大学堂学生仍醉心于科举。王仪通
在《京师大学堂同学录》
所作序文中说
:
“次年
(1903
年
)
三月，
为癸卯会试，
先期 乞假者十之一二，
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 次第放榜，
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 月而
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 br>⑤
能与科举两存耶？”

同时，京师大学堂也意识到学生的出路是制约学校发展 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要求力矫前弊，
学生学成后要奖以出身。规定“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 引见授官”
，并“就其专门，各
因所长授以职事，以佐新政。
”并对卒业各生，
“择其尤高才者先授之以清贵之职，仍遣游学欧美各
国数年，以资阅历而期大成。
”而且，京 师大学堂的教习，若工作踏实，教有所成，也可以得到奖
励，
“实心教授著有成效确有凭证者， 皆三年一保举”
，奖给科举出身。原系监生者，赏给举人；原
⑥
系举人者，赏给进士。

总之，
“壬寅”
、
“癸卯”学制颁布后，科举与学堂的矛盾更加凸 现，不仅科考提供仕进正途，
影响士子乃至学生向学，
而且举业耗费大量资源，
学校因 科举而经费难筹，
阻碍学堂发展。
张百熙、
荣庆、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
1 903
年）十一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就说：
“至今各省
学堂仍未能多设者 ，经费难筹累之也。
”他们认为，以往由于公款有限，发展教育全赖民间筹捐，
“然经费所以不 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
”故此，
“科举若不
⑦
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
”
可见， 科举的存在
实则是学堂不能发展的主要障碍。废八股而不废科举，学堂教育只能在夹缝中求存。当然，抓 住了

①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1961.163.
转引自杨齐福
等：
《 试论洋务学堂的兴起及其影响》
，
《兰州铁道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1
年第
5
期。

②


舒新 城：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29
年版，第
2 79
页。

③


转引自杨齐福：
《科举制度与近 代文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3
页。

④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 六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12
页。

⑤


转引自杨齐福：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3
页。

⑥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六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1
—
254
页。< br>
⑦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
1961
年版，第
60
页。


8
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症结，也就能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二、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全废止

改革科举制度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是从戊戌维新变法运 动开始的。
当时康有为是工部主事，
梁
启超以六品衔筹办京师大学堂，谭嗣同也以四品 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而张之洞也在《劝学篇》
之《变科举》中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 举始”
。这一时期是维新志士与实力派官员
相互配合，依靠着本应该是最具“实力”的光绪皇帝 ，才推动了包括科举考试改革在内等多项变法
措施的颁旨实行。

1898
年
6
月
23
日，光绪帝诏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 者，一律
改试策论，八股文终于被停废了；
7
月
19
日，诏命此后考 试，均应以实政实学为主，不得凭楷法
优劣定高下；
8
月
19
日诏停 朝考和考试诗赋。此外，还诏令开经济特科，严禁滥保，并就变通武
场事，命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 br>凡此种种，都是改良主义者及其倾向于维新的官员孜孜以求的科
举改革目标，即在保有现行考试制 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应时代变化，借鉴昔日经验，采取极为有限
的改革举措。尽管如此，这也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反响，京师哗然，传要废八股，欢声雷动。但同
时却遭到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慈禧太后复临朝 训政后，变法随即失败，
10
月
9
日谕令“仍以四
①
书文、 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
”
维新运动中的改科举努力宣告破产。


然而，经过近代这几十年的激荡，传统科举考试 的根基事实上已被动摇，一旦新的条件成熟，
科举考试则是在劫难逃。
1900
年，义 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同样已是难逃覆亡之劫
数的清王朝政府，
在避居西安时不得 不于
1901
年
1
月
29
日诏谕参酌中西政要，对吏治民生 、学校
科举、军政财务进行改革，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

科举改革此时正处在 关键时刻。随着改良主义思想的启蒙和洋务派新式学堂的设立，特别是
1902
年和
1 904
年“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以往由科举制所担负的学制功能已经
有了现 代教育制度作为替代，
在新的形势下，
学堂出身和经过留学而养成的一批社会所急需的实用人才，逐渐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普遍欢迎，
人们的教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预期心理也< br>产生了某种倾斜。

虽说起初的改革仍主要是恢复对维新变法时期诏令的贯彻执行，改科举也主要表现在复设经济
特科，废止八股文取士，改试策论和停废武科等，但最终的改革却与戊 戌变法时期大为不同，
“这
次改革主要不是由年轻新进的进士发动，
而是由久居权要的 上层官员自己倡议进行，
且改革的内容
②
更深且广。
”
特别是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使以往竭力反对废八股的徐桐、刚毅等相继故
去，而由荣禄 、张之洞、袁世凯等积极支持科举改革的大臣掌控大权，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并且地
方官员在科举改革中 发挥了主导作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陶模、山东巡
抚袁世凯、广东巡抚德寿、 安徽巡抚王之春、左都御史张百熙等都先后奏陈改革科举，其主旨都已
由废八股转到以减额缓停为途径的 废科举，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科举制由“渐废”过渡为“立废”创
造了条件。

③
从时间来看
,
地方大员最早奏请变科举的应是袁世凯。
1901
年
4
月
25
日
,
他在
《遵旨敬抒管见
上备甄择折》中
,
首次提出了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的“量为变通”之策
,
要求增
设实科
,
“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
,
募考实学”
,“旧科中额
,
每次递减二成
;
实科递增二成
,
以六成为
度„„迨三科之后
,
学堂中多成材之士
,
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
,
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
④
止”
。以实科代旧科
,科举制名存实亡。然而
,
清廷并未采纳
,
折上七日
,
“ 奉旨留中”
。

与袁世凯减额缓停的方案比较
,
两广总督陶模和广东 巡抚德寿的主张更为激进。
两人在联衔
《奏

①


陈学恂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 册）
，第
472
页。

②


何怀宏：< br>《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社会学阐释》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01
页。

③


参阅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
，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3< br>期。

④


廖一中等整理：
《袁世凯奏议》中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1
、
277
页。

9
请变通科举折》
中直截了当地向朝廷建议
:
各 地广设学校
,
“嗣后无论旗汉
,
无论由何项进身
,
非有学< br>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
,
则所取皆实学
,
所学皆实用
,
学校既兴
,
人才自出”
。
若
“不得已而思其次”
,
①
则请自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暂以时务策论取士
,
“仍俟学校齐备
,
课有成才
,
即将科举停止”
。
依据
其首选之策
,
科举改革的重心将由变通转向停废
,
陶模和德寿因此成为最早直接要求清廷废除科举
②
的疆吏。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
五月，张 之洞、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了求才
图治四大举措：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 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而张之洞在草拟
此会奏稿时与刘坤一商榷，同意吸收陶模等人的意见 。会奏主要以兴学育才为大端，参考古今，会
通文武，表明了发展新式学校教育，渐废科举的立场。“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
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 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为此，要出台设
学堂办法，以便将科举整合入学校之中，留待新学校全 面兴起后，取代科举考试。其具体办法是：

其取中之额，即分旧日岁科考取进学额，以为学堂 所取生员之额；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
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优贡应请新定学堂之额，大率比本省中额加 倍而略多，初开办数年，学
堂未广，取中尚少。前两科每科分减旧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 四成，十年三科
③
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


可见，就科举改革办法和程序而论
,
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的主张相去甚远
,
张之洞及其《劝
学篇》
只是要求改变科举的内容
,
即废八股改试策论
,
并无废除科举之意
;
袁世凯的
《遵旨敬抒管
见上备甄择折》
,
虽然提出增设实科
,
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之额”的“量为变通”之
策
,
即以旧科递减和实科递增作为过渡
,
由渐变而至终停。
但与陶模的上策仍有 不小的距离。
只有
陶模的主张有些理想化
,
清廷不可能采取立停科举的做法。张、刘两人反复斟酌
,
最后折中了陶、
袁两折和张謇等人的意见
,
提出停罢武科
,
酌改文科
,
分科减额
,
“十年三科之后
,
旧额减尽
,
生
④
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的方案
,
实际上认可了陶模科举与学堂终归一途的思路。

我们深知，张之洞作为清王朝最忠实 的臣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倡导者，他不大
可能完全抛弃经史之学和孔孟之道，< br>因而在育才选才上仅是主张
“讲求实学，
考取有据，
体用兼赅。
”当然，他也认为，今日育才要旨，仍在于多设学堂，改革科举就是鉴于“数年之内，各省学堂不能
多 设，而人才不能一日不用，即使学堂大兴，而旧日生员年岁已长，资性较钝不能入学堂者，亦必
⑤
须为之筹一出路”这一实际情况，提出“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
”
如此，张之洞便 成为
渐废科举派的主要代表。
其办法主要是逐步减少科举中额，
使科举考试逐渐趋于停 止，以避免给整
个社会带来巨大震动。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
二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又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折》
，会奏认为，
“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
校 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
成材；< br>科举之诡弊相仍，
可侥幸而期获售。
虽废去八股试帖，
改试策论经义，
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
空言究非实诣可比。„„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 科举，又孰肯舍
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
”

也就是说，传统的科举考试已严 重地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实用人才的培养，更延缓
了国家谋求富强的进程。会奏指出：


大抵高等教育之责，国家任之，普通教育之责，士民任之，唯其众擎，是以易举。中国非

①


陶模、德寿：
《奏请变通科举折》
，
“民国 丛书”第
2
编第
46
辑，第
100
—
101
页。

②


参阅关晓红：
《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3
期。

③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br>1961
年版，第
53
页。

④


关晓红：《陶模与清末新政》，《历史研究》
2003
年第
6
期。

⑤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5
页。

10
无忧时之人也，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亦以群情注重科举，父兄以是 勖子弟，乡党以是望侪
偶，但使荣途不失，何暇远虑深谋！故不独不肯倡建学堂，且并向来宾兴，公车等 费，亦不能
移作学堂之用。其为阻碍何可胜言！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
①
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同年十一月，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张之洞 等主要就递减
中额，
停罢科举可能出现的受备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表明立场，
旨在 打消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
上的疑虑，以尽快实现减额废科举的目标。

有人担心，停罢 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会奏明确指出：
“现拟
各学堂课程，于中 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
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 。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
明矣。
”
< br>对于有人提出“学堂功课虽重积分之法，而分数定自教员，难保无以爱憎而意为增损”这一关
乎停 废科举可能导致取才不公、弊端更甚的问题，张之洞等说：
“殊不知学堂功课之优绌，皆系当
堂 考验，全堂学生及堂内执事人员众目共睹，教员即欲违众徇私，而公论可凭，万难掩饰。
”不仅
如此，为防止不公和衍生弊端，
“故于中学堂考试归诸学政主持，督同道府办理。高等学堂毕业，
则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考试。大学堂毕业，则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考试。
”也就是说，< br>“并不专凭本学堂所定之分数。如是则中西之学既已兼赅，固不患其偏重。取舍之权，仍在试官，
更不患其不公。
”

有鉴于此，张之洞等认为，从理论上讲，本应“立时停罢”科举， 才能使学堂大有起色，但在
“各省学堂尚未能遍设，从前大小各种学堂，尚未定有详细完备章程”的情况 下，主要还应采用递
减科举中额的办法，以便学堂有所振兴，且不致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善后问题。其实 ，此折并不主
②
张立废科举，甚至原本就没有打算最终废除科举，
“实乃将科举学堂合 并为一而己。
”

1904
年，
“日俄战争”竟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 ，清朝政府居然宣称严守“中立”
，这种丧权辱
国的软弱行径不仅坚定了革命志士推翻清朝腐朽 统治的决心，也使统治阶层内部深感
“彻底”
改革
的必要性。于是，渐废科举论迅速转 变为立废科举的行动，而“立停科举之议主要出自袁世凯，而
③
由端方促成之。
”一向主动倡导改革乃至渐废科举的张之洞，
此时真的要让他把科举制葬送，
多少
显 得有些犹豫。
1905
年
9
月
2
日，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主 ，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
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共六位南北封 疆大吏、朝廷重臣联衔会奏《立
停科举推广学校折》
,
奏请停罢科举，这引起了清廷的 高度重视。

六人会奏详细阐明了导致由渐废科举转而要求立废科举的多方面原因。只要原因是 ：
“科举一
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 者绝少，又断
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并且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 堂遍设，亦必须
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返至十年，停废科举，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然 “强邻环
④
伺，岂能我待。
”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 先停科举始。
”
奏文还
列举了停科举后处理善后事宜的切要之办法数端，于是，在奏折 递上不过二日，清政府即奉上谕，
同意停罢科举。谕文如下：


方今时局多 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
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 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
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 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

①

《光绪政要》卷二十九。杨学为等编：
《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92
年版，第
428
页。

②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9
－
60
页。

③

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社会学阐释》
，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410
页。

④

舒新城 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第
62
—
63页。


11
著即自丙午科
(1906
年
)
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
①
贡生员分别量予 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130 0
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被废除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
留给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 的，
它对于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价值观念、学校发展以及社会心
理等都有正面的积极意义。
三、清末奖励出身制度

学堂奖励科名出身是清末为鼓励发展新式教育所普遍实 行的一种辅助性措施。
它具有学位考试
和文官录用考试的双重性质，
通过举办相应的考 试，按照国内学堂和留学毕业生的学业程度，
授予
②
不同的科名出身，分别录用。这项考试制度是在由科举选士向学堂取士转变过程中，适应传统社
会文化氛围和民众心理需要而建立 起来的。
作为特定历史变革中的过渡性措施，
奖励出身制度虽然
衍生出许多负面影响，
但对于减缓新旧教育制度转换中的阻力，
鼓励新学发展和提高办学质量，发
挥了积极作 用。

奖励出身可以追朔到早在
1862
年奕訢在
《新设同文馆章程 》
中就援引乾隆时设的俄文馆旧例，
提出要对同文馆学生由总理衙门自行考试一次，优者授以七 八九品等官的规定。
1871
年，曾国藩、
李鸿章在《挑选幼童赴美泰西肄业章程》中 又提出每年回国的
30
名留学幼童，由驻洋委员胪列各
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 戴官阶差事。此后，督抚大臣在倡言兴学时，总忘不了奖励出身这
一附加条件。
1896
年，在讨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孙家鼎在折子中就专列“出身宜推广”一条，
称“中国素重科目，不宽 予以出身，终不能鼓舞人才。
”到清末教育改革时期，奖励出身逐渐趋向
③
系统化和制 度化。

清末的奖励出身制度，最早由张之洞和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 1901
年
7
月
12
日
)
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第一折中正式提出。此折对国外高等学校发给的凭照与中国的举人、
进士等功名进行了比对，认为“必当 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
”高等小学毕业
为附生，重学毕业为廪生，高等学 校毕业为举人，大学毕业为进士。同时还提出对出洋游学学成归
来者，若“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 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
④
之不足，最为善策。
”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1901
年
12
月
5< br>日）
，清政府批准了政务处会同礼部在此基础上
所奏《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 br>，正式规定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进士
的科名出身。
其基本精神，< br>一是承认学堂学生入仕与科举士人资格相等，
给予相应的出身以示鼓励；
二是选拔程序与 科举接近，机会则优于科举出身。该章程经清廷批准颁行。这样，与新旧教育交替
⑤
过渡的情形 相匹配，科举士子与学堂学生获取功名的标准途径虽有不同，名称却一致。

但此时的鼓励措施 还仅仅限于对各省大学堂以上的毕业生。
即所谓准各省大学堂毕业生，
咨送
京师大学堂 复试，
“候旨钦定作为举人、贡生”
。
“俟举人积有成数，再由大学堂严加考取，咨送 礼
⑥
部，奏请特派大臣考试，候旨钦定，作为进士，一体殿试，分别等第，带领引见，量加擢用 。
”
而
由张百熙主持制订的我国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却将这一待遇推广到高等小学 、中学、师范、各
级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毕业生中，规定分别可给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 称号。特别
是对科举出身的人，
也允许分别入小学、
中学、
高等学堂和仕学馆 。
这名义上是使学校与科举沟通，

①

《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②


张 亚群：
《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2
页。

③

参阅邱巍：
《清末教育变革中的奖励出身制度》
，
《教育评论》
1999
年第
2
期。

④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9
页。

⑤

关晓红：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
《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⑥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
，总第
4788
页。


12
实际是新形势下科举对学校教育制约的一种体现。

真正的 出身奖励首先是在留学毕业生中实施的。晚清归国的官费留学生
,
甲午战争前以同文馆
留英生和船政留英生为主
,
清政府对他们的奖励办法是直接授奖
,
并给予官职 或军职
,
基本上都得到
了任用
,
体现了清政府在与外洋交涉以及在兴 办海军的过程中
,
对于这些掌握西方专门知识人才的
重视与依赖。
20
世纪初
,
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多
,
清政府改变直接任用的办法
,
以考试的方法授予
留学生出身或官职
;
对早年留学归国且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的留学生则直接赐予功名
,
以视优奖
,
从
而表明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 过程中
,
留学符合了社会的需求
,
得到了清政府的提倡。
在科举制度 废除
②
以后
,
留学成为社会培养精英阶层的途径之一
,
逐渐 为社会接纳。

留学生的派遣与回国固然给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输送了新鲜养料，
但是，
留学生在海外耳濡目染
新思潮，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创办刊物，组织团体，开展政治活 动，不时地给清政府制造
麻烦，这使清廷颇感恐惧和忧虑。为此，慈禧太后命张之洞筹议防范之法。张之 洞在与日本公使内
田康哉和军机处王大臣反复商议后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1903年
10
月
6
日）将拟好的留学
生管理章程上奏，包括《约束游学 生章程》十款、
《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款和《自行酌办立案
章程》七款三项内容。
这三部约束和奖励留学生的章程虽然主要是针对在日本的留学生，
但毕竟是
清政府对我国留学生 管理问题一般性原则第一次作了明文规定，
学部成立以后所制定的各种管理与
③
奖励留 学生章程的基本精神也大都渊源于此。

《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
对于给予留学生出身 的奖励所作的具体规定是：
（
1
）奖励留学毕业生
的基本原则是先由中国出使 大臣、总监督查明该学生品行，并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回国。回国后由
钦差大臣复核，
“果系品 行端谨，毫无过犯，并按照所学科目切实详细考验。果系所学等差，确与
所得学堂文凭相符者，再行奏请 奖励。
”
（
2
）奖励的方法是按照所学等差给予相应的科举出身。
（
3
）
其它事项。一是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 当官职；二是已
毕业回国之各省官派学生，
经督抚考核可照此章给以出身；
三是强调中 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
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程所定奖励。最后，特别强调凡毕业学 生，首以品行为贵，
必品行分数满足才算及格。并要求严格毕业年限，
须与日本学堂原定本科毕 业年限毫无短减，
不得
④
别自为班，希冀速成。

至《奏定学堂章程 》颁布，其中专门有一个《各学堂奖励章程》
，规定清朝政府对从高等小学
堂至通儒院的毕业生 ，
分别奖给
“与科举无异”
之出身，
按所奖出身大致可分为翰林、
进 士、
举人、
贡生和生员五级，并确定了相应的可授官职（详情见下表）
。
19 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但相应的留
学毕业生奖励出身考试和国内高等以上学堂奖励出身考试仍 存在到
1911
年才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
最终消失。

①

①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2
页。

②

刘晓琴：
《晚清归国留英生的奖励与任用
(
上
)
》
，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004
年第
1
期。

③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26
—
129
页。

④

舒新城编：
《中 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5
—
187
页。


13

级

别

第一级

学堂类别

通儒院

大
学
堂
分
科
大
学

分
科
大
学
之
选
科

大
学
堂
分
科
内
之实科

大学堂预备科

各省高等学堂

各学堂奖励出身与授职升学表
①

授

职

出

身

翰林升阶

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

举人

举人

举人

师范科举人

师范科举人

举人

即任较优之京官外官

（最优等
/
优等
/
中等）


升

学

第二级

翰林院编修、检讨
/
庶吉士
/
各部主
事

员外郎
/
主事
/
知事

直州同
/
州同
/
州判

内阁中书、知州
/
中书科中书
/
部寺
司务、通判

知州
/
知县
/
州同

内阁中书
/
中书科中书
/
各部司务

各部司务（限最优等）

主事、直隶州
/
内阁中书、知县
/
七
品小京官、通判

升通儒院



升大学堂分科




升大学堂分科
或出洋肄业
（限
最优等）

升高等学堂、
优
级师范学堂、
高
等实业学堂

升高等实业学
堂



升中学堂、
初级
师范学堂、
中等
实业学堂

第三级

高等实业学堂

优级师范学堂

优级师范选科

京师译学馆

外省方言学堂

中学堂

拔
贡
/
优
贡
/
岁贡

拔
贡
/
优
贡
/
岁贡

师范科贡生

师范科贡生

廪
生
/
增
生
/
附生


第四级

中等实业学堂

初级师范学堂

初
级
师
范
简
易
科

州判
/
府经
/
主簿

教授
/
教谕
/
训导

训导（限最优等）

第五级

高等小学堂


说明
：
本表据《 奏定学堂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编制。其中，京师进士馆与京师仕学馆奖励未列入。

与留学奖励科名考试不同，清末学堂奖励科名是建立在一套严格完整的毕业考试制度基础上
的。按照 《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及
1907
年的改定章程的规定，高等以上学堂毕业考试，须由本学堂先将学生履历册、功课分数册、各科讲义、教科书等送学部核查，由其统一行使毕业管理权。
大 学堂毕业由学部奏请钦派大臣会同考试；
高等学堂及同等学堂毕业
,
在京师者由学部考 试
,
在各省
者由督抚会同提学使暨各项学务人员考试
,
再由学部复核 定等。
学生毕业分数
,
按毕业考试总平均分
与该生各学期学年平均分折半计算
,
分为五等，即最优等、优等、中等、下等和最下等。凡考列中
等以上者均奖以科名< br>,
发给毕业文凭；
考列下等者给予及格文凭
,
准许参加升学考试；考列最下等者
②
则只给修业文凭。

光绪三十年（
1904年）
，学务大臣又根据袁世凯关于对留学生按照新章分别考验的奏折，制定
出了《奏定考验 出洋毕业生章程》共
8
条。至此，有关出洋回国毕业生考试及授官便有了较完整的

①

李细珠：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br>2003
年版，第
142
—
143
页。

②

张亚群：
《清末奖励科名考试的实施与变革》
，
《高等 教育研究》
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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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章程。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进行，第一场按照所学科目，分门发问；第二场以经史命题，作
论说 两篇。
每场各记分数，
然后两场合计计算。
考试等第分为三等。
考试后，按照等第，
带领引见，
请旨录用。其应得何项奖励，均查照定章，恭候钦定。
< br>学务处据此章程，
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
五月举办了 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
第一场由学务
处会同京师大学堂总监张亨嘉，按照毕业生所学科目，进 行初试。并将初试成绩和应列等第，造具
清册，咨送礼部。第二场由礼部按乡会试复试之例，奏请钦定日 期，于六月初一在保和殿举行复试
(
殿试
)
。复试结果，分别授予金邦平、唐 宝锷、张锳绪、曹汝霖、钱承鋕、胡宗瀛、戢翼翚七人进
士出身；陆宗舆、王守善、陆世芬、王宰善、高 椒琦、沈琨、林启七人举人出身。并分别授以翰林
院检讨、主事、内阁中书、知县等官职。
< br>学务处举办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时，科举还未废除，学部尚未成立，应考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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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皆为
留日毕业生，且一榜及第，分别授以科名和官职。其方法和旧式科举并无多大差异，实际上是一种< br>变相科举，封建色彩十分浓厚。而且等第尚未明定，办法还不完善，要求也不严格，仅是一种权宜
①
之计。

总之，
清末实行奖励出身制度，
旨在通过连接科举功名与 学堂出身来解决新旧教育过渡中产生
的一系列问题，为旧的科举士人谋求出路，缓解社会矛盾。同时对于 鼓励接受新式学堂，缓和新旧
冲突，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籍由考试将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的人 才纳入国家用人体系，
对于拯救时弊也有积极意义。但“学堂与仕进混合”，导人于利禄之途，扭曲了教 育的宗旨。御史
陈曾佑就指出：
“兴学非尽为求官也，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 不利之事，在人人
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 而侥幸奔竞
②
之风作矣。
”
并且随着奖励出身制度的较长期实施，官满为患， 奖励事实上也难以为继。可见，只
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彻底根除科举制度，新式学校教育才能得到充分的 发展。


①


以上参阅谢青：
《论清末留学毕业生考试》
，
《历史档案》
1995
年第
2
期。

②

《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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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预备党员发言稿-百米赛跑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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