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
余年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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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1日 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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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
大问题
费孝通
一
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该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探索。此后打算写一篇关于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来参加这次小城镇讨论会。然
而一回到北京，时间由不得自己支配，这个打算便落了空。因此，这里只能依我的腹稿，谈谈我在吴
江调 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发言。
在说到正题以前，首先说说 我对这次讨论会的四点希望，即希望通过讨论取得四个具体结果：一是出
版一本研究论文集；二是订出一 个今后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三是为今冬全国政协小城镇问题调查组
作出准备工作，就是提出一些请他们 来调查的问题；四是成立一个推动、协调、交流这个课题研究工
作的学术性组织。
这 次学术讨论会是今年年初确定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在不仅会议如期举行，而且还汇集了几
十篇论 文。万事开头难，时间只有半年，这样的结果确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当珍惜已经获得的成果，
以论文集 的形式将迈出的这第一步脚印留下来。
这些论文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们都联系小城镇建设的 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
的实际问题。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是对头的。我国的社会科 学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下，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要贯彻这里所提出的
指导思想和达到最终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 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多少学了一
些，许多同志也诚心诚意地想把事情办好；但是学习的理论常常不能和实 际工作相结合，这就使得我
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对于具体问题的有处理也就提不出实事求是的建议 来，难免把以往的经验
或是别国的东西硬套照搬，以致花了过多的学费，亏了本，走了不少弯路。
失误使人清醒。现在我们多少懂得了一点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选》里所阐明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实事求是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我们的小城镇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
察中提高认识。可以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尝试。
以实践为 根基的认识自然要具体、充实很多。尽管现有的文章还显得粗糙，分析不够全面，可是写在
论文里的事实 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我们从概念里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只
要我们能自觉地、 不留情面地把其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那么这些文章就成为现实小城镇
面貌的素描。它是历史 的真实记录，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人们还是要翻看，仍然具有价值。价值就
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 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
当然，人们的主观认识与事物的客观存在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人们 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而客观实际又是不断变动的，人们的认识也得跟着变动。反映不能及时 ，跟不上变化而固步自封，认
识就会落后于实际。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 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向前走
的。我们今天对于小城镇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 ，那就证明我们的认
识有了进步。这不是很好么？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
为了留 下历史的痕迹和认识的脚印，不使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这一点宝贵的知识流失，我希望江苏人
民出版社能 把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印成一本集子出版。我认为把知识流传开来，储存下去，应是出版社
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文稿进行选择和修正，容许认识不足并不等于是说文章
可以拙劣。会见情人 前总得打扮一番，以自认为最能悦人的面貌见世。为此，我愿意承担一部分推荐
论文的责任，出版一本小 城镇研究论文选集，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一个希望。
小城镇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 br>它不仅是社会科学范围内国家“六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课题，
而且
它在“七五”规划中 还将继续研究下去。
现在我们在苏南所进行的研究只是这个课题的开始。
为了使这项
研 究不断深入和扩大，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究意应该怎样走，同时对下一年做出具体的计划，并对“七
五” 规划的远景做一些设想。这是我对这次会议的第二个希望。
进行科学研究最忌讳的毛病是一叶 障目，坐井观天。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一年所进行的小城
镇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还很不 够。到目前为止，课题组既没有对某一个小城镇作出全面深入
的解剖，也没有越出吴江县的范围。这就好 比是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一个细胞，但尚未看得清楚，更未
顾及其他类似的细胞。胡耀邦同志视察西北回来 ，提出要种草种树开发大西北，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想过还有一个大西北可以开 发的问题。可见中国之大，不允许我们做井底之
蛙。即使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对全国而言，它 仍然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要提出江苏在全
国、苏州在江苏、吴江在苏州，它们所处的地位怎样的问题来 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
以点概面。相反，应当提出认识的限度和吴江县小城镇的特殊性和 局限性。
然而管中窥豹所见的毕竟是豹的一个部分。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 小城镇的共性。
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 一定程度上
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我们以吴 江小城
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 天
有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假如我们对< br>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那么对不同地区今后的小城镇建设无疑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当然，我们在开始时必须十分警惕，决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
有麻雀的。
科学研究的进行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要使小城镇研究深入下去，必须订出一个具 体计划。我们要把
研究重点继续放在原先的调查点上，一方面对已经触及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要像调节 照相机的焦距
那样，使其有更清晰的影像；另一方面应检查前期研究中有哪些缺门，即有哪些问题还没有 作调查，
要在一个镇上开拓更多的调查项目。与此同时，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类型的地区开辟新的调查点， 以便
于作比较分析，并制订必要的研究指标，为从调查点上的定性分析推向面上的定量分析作准备。
事实上，制定研究计划的过程就是明确研究目的和要求的过程。只有研究目的和要求明确了，计划 才
能订得具体可行。为此，我们这次会议作了新的尝试。与会者有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有其他社会科学< br>与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还特别邀请了在小城镇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中央
有关部门、江苏的省、市、县三级政策研究机构的同志一起来参加讨论。针对同一个研究课题，进行
如 此广泛的多学科、多系统、多层次的交流和协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愿我们能创立一
条成功 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
这种广泛的结合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能听到更多的不同见 解，启迪自己的思想。所谓学术讨论，除
发表自己的见解外，就是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我曾在《读书 》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
看人看我》，主张我们要认真地看人家怎样看我们所看的东西。二是 使科学研究与实际要求挂起钩来。
以往的理论脱离实际，除了个人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组织上的原 因。由于科研部门与实际工作
部门长期缺乏交流，造成知识分子与实际工作者背对着背。前者愿将知识应 用于实践，但不知用武之
地在哪里；后者希望以科学知识来指导工作，然而不了解所需知识在何方。现在 两者都转过背来，面
对着面。实际工作者向科研人员质疑、问难、提要求，使科研目的更明确，计划更合 理，成果也更富
有实际意义。科研人员向实际工作者介绍成果，提供建议，使实践近客观规进行，工作具 有科学基础。
我的第三点希望就是要对贯彻“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在前一段研究的基础上，
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 供决策机构参考，起
到咨询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知识，也就是要依据从科学研 究取得正确反映实际的知识，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
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和 建设工作之间必须建立起畅通的渠道，使得社
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能提到科研的项目里，经过科学研 究反映出实际情况，再根据政策方针形成
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由决策机关审核各种建议，联系有关 情况，并考虑可行的时机作出实施的
决定。这些决定通过行政机构的执行和群众的实践，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的。但是一项决定是否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的验证，而且旧矛盾的解决又会引起新的矛盾，效 果的估计和新问题的产生又
将构成新的科研项目。这就是说，由科研、咨询、决策和实践构成一个现代化 建设过程中的循环系统，
这四个环节环环紧扣，周而复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国的决策者是党的领导机构，通过决策体现党的领导。领导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上述建设工作循环系统的根本模式。由于现代化的日益深入，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决策过程更显得需要对情况的了解
和对问题的分析，所以提出干部要知识化，也就是要把决策过程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科研和咨询作
为这 个循环系统中的必要环节，实质上就是体现党的群众路线。
把科研和咨询作为上述系统中的必 要环节包涵着它们具有和其他有联系的环节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党
的领导一向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 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求经过调查研究。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因此各级领导都有专门从 事政策研究的机构，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
反面的教训，
那就是在“左”的影 响下，
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
这些担负反映实际情况责任的研究机构
被视作已定政策 的辩护者，
甚至看作是主管人员个人意志的吹鼓手，
走向了科学的反面，
“四人帮”的 “内
查外调”暴露了它的极端危害性。科学知识必须为政治服务。这里所说的服务绝对有别于“四人帮” 时的
“梁效”对其主子的“效忠”。科学研究要对客观事实负责，即实事求是。
但是 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难以避免
的。越是 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
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
进行“会诊”，
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 议及
论证。至于怎样组织这类咨询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我建议不妨作一个试验，由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以及其他有关专家对一定的事关重大的建设问题组成咨询小组。这个咨询小组应当联系群众，联系各个学科，发挥其综合性的特点，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以备党作
决策时参考。
在党的领导依据建议、资料制定决策以后，由行政机构付诸实践。政策在实践中 起到了什么作用，客
观事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又给研究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进行 。实践、科研、
咨询和决策四个环节的循环往复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现在它已经吸引了多学科和多层次的人员，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研究范围的扩展，将会有来自更多方面的同志参加进来。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加强各方的联系，进行组织和协调。所以，我的第四点希望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成立一个关于小城镇研
究的学术性团体，把现有有志于此的同志组合起来。
由于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江苏，所以我 建议请江苏的同志偏劳，出面来组织这一个团体。至于团体
的名称、机构和任务等具体内容，请大家一起 来讨论决定。
二
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 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
记得
1981
年初我到天津开会，
遇见当时在天津市委工作的李定同志，
他
告诉我，
1980
年胡耀邦同志到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于是就
在同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
不 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
村里的 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可见中央领导早就看到了小城镇问题的意义，要把
小城镇建设 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
大问题。
可是，据说在传达了耀邦同志上述讲话以后的几个月中，并没有得到该市郊县的积极反应。可见在当
时小城镇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小城镇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不理解小城镇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件事表明，在客观事物发展中提
出的新问题，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并不那么轻而易举。认识过程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人们往往要
经过 自己的直接感受，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新事物和新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赞同耀邦同志 的上述提法。那是因为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
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 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
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 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
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 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
镇”。
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理论 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视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
一事物。小城镇也是这样。如 果我们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就会把所有的小城镇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
而忽视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 。因此，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这
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 的小城镇进行分类。下面我谈一谈在吴江县所看到的五种不同类
型的小城镇。
第一种 类型的一个镇叫震泽镇。
1936
年我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以后取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我的 导
师史禄国教授建议我先在国内作些实地调查后再出国。我听从他的意见，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由< br>于自己的失误，负伤出山，回家乡休养。我的姊姊费达生送我到她正在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
作社的吴江开弦弓村小住。我就在这一个多月里调查了这个农村。记得有一天我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
去 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
件事引 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一千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
只有三四个 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规模小到连香烟也要分拆开来零卖。那时，这个村子里的农民生
活并不是完全自 给自足的，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店主所说的
航船。
< br>其实，航船就是普通手摇的有舱的小木船，只因为主要用于人的交通和货物的流通而得名。那时村子
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
买 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
便离村 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十二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
店学徒们一 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船老板自己便到茶馆落座喝茶。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
物品的瓶、篮又 送回船上，航船离镇返村。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
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 船。奇怪的是托捎物品的和搭乘的人都不用付钱。追问船老板的生活来源，才知
道，原来在春秋两季，村 内农户出售蚕丝和粮食都要通过航船卖到震泽镇上去，震泽镇上的丝行和米
行在年终时就得给船老板一定 的佣金，那些酱园和杂货店逢年逢节也要给船老板一定的报酬。所以船
老板的收入是不少的。
他 们是农村货物流通的经纪人，
是农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后来我也“免费”
搭乘航 船往来震泽，发现震泽镇的市河里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条，据说都是来自镇周围各村。震泽显
然是附近这 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
我在这里追述当年的观察，是想说明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 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
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 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
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 米行、丝行、酱园、杂
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 定区域的农村连成
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 这一点上，另
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 为“乡脚”。
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 两者之间
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
由此可 见，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有具体的实际内容。在半个世纪前，
震泽镇作为 商品集散类型的小城镇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那时我是单枪匹马搞调查，研究工作不能不
以村为界，没有 能力进入镇的这一层次去。我只是在村子里遥望到了小城镇，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
区的存在对于农村所 发生的影响。此后，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小城镇作些调查。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出于我的预料， 在
1981
年真的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了。
第二种类型的一个镇是盛泽镇。 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这个镇
出口的真丝绸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
1/10
，可见它是一个丝织工业的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
镇。
< br>盛泽镇的历史发展较早，
据说它在明末就有上万人口。
那么这个镇发展较早的基础是什么
?
镇上聚居的
人口又是以什么为业的呢
?
我记得小时候去盛泽时，看 到有人站在织机上提花，觉得很新奇，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1982
年再去盛泽时，就 询问解放前丝织作坊的情况。有人告诉我，那时在镇上的作坊为数
不多，且都是小规模的，最大的一家也 只有
20
部老式织机，但是绸庄、丝行和米行却不少，其中又以
绸庄为最多。
既然镇本身织出的绸并不多，
绸庄的绸又从何而来呢
?
这就使我看到了盛泽与震泽不同 的
特点。绸庄通过“绸领头
收购农村织绸户的绸匹。“绸领头
是织绸 户和绸庄的中介人。他们发放贷款给
织绸户，
要织绸户按照绸庄需要的花色品种进行生产。“绸领头
将收购到的绸匹再分类售给绸庄。
这样，
一个绸庄通过“绸领头
的联系，
就可以掌握几十、
几百甚至成千的织绸户的生产。
如果绸庄 把如此众多
的织机集中到镇上来办作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了。所以，盛泽与震泽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 农副产
品的集散中心，而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像盛泽镇那样早先是以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为 主
的经济中心，是很值得研究的。
家庭丝织手工业不仅是盛泽发展的基础，也是所谓 天堂的苏杭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个传统基础对于我
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传统在 民间已有近千年。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
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一位外国朋 友听我说到苏州姑娘纤巧灵活的手，便提
出妇女的这种技能是否可以转向搞电子工业的问题。因为电子工 业需要的正是精细准确的动作。外国
人都注意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自己要是不研究、不利用，那就 愧对祖先，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种类型的一个镇是我的出生地松陵镇。松陵在解放前后都是吴 江县的政治中心，现车吴江县政府
就设在松陵镇上。解放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 态，唯独松陵是例外，它的人
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比解放初有较大的增长。
松陵 设县由来已久。封建时代地主统治阶级为防卫农民造反起义，筑起城墙和城门将城内外隔开，在
城里连集 市买卖也不准做，人们只得在大东门外的盛家厍做交易。城里主要是专政中心的衙门和城隍
庙这阴阳两大 权力机构。人活着时由县衙门管，衙门旁边是监狱和刑场；据说人死后由城隍庙管，有
牛头马面、阴曹地 府。城内的住户主要是地主大户和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小人物。这里的建筑也与其他
地方不一样，弄堂狭小 ，两边是数丈高的风火墙，地主们住在里面，带有统治和防卫的特征，颇有点
欧洲中世纪城堡的风格。< br>
第四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同里镇。同里是我姐姐的出生地，我家在搬到松陵以前就住在那里。同里 距运
河边上的松陵只有
6
公里，距离自苏州到上海的水路要冲屯村镇
5
公里半。同里镇本身四面环水，似
乎是一片藏于水泽中的岛屿。它的周围地区河塘交叉、漾湖衔接，是 典型的湖沼水乡。解放前的同里
不通公路，只靠摇小船进出。对于不熟悉水道的陌生人来说，往往在水面 上转悠半天也找不到进出的
河道。正由于同里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水乡地貌，它 就被地主阶级、封建官
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解放前，这个小镇上集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 官僚。据土改时统
计，全镇
2000
户人家中有
500
多户地主，占
1/4
。地主阶级找到同里这个安全岛，修起了与苏州名园
可以媲美的园林，
现今正在修复的“退思园
只是其中之一。
有名的评弹珍珠塔的故事，
据说就发 生在这
个镇上。同里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 ，
已经成为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
第五种类型的一个镇是平望镇。平望镇地处江浙之 间，北通苏州，南通杭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它屡遭兵燹。自古代的吴越之战，到近代军阀之间 的江浙战争，战场都是在平望一带。日本侵华
时，它又几乎被夷为平地。近年来，平望已成为水陆交通干 线的交叉点。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经过平
望，沟通苏州和杭州。有公路东达上海、南通浙江、西联南京和 安徽，成为吴江县内最大的交通枢纽。
平望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 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解放前曾经几度
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 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
使它常能衰而复兴。解放后，战争的威胁消除了。党的三中全 会后，“左
的干扰被排除，便利的交通条
件使它争得了成为大城市工业扩散点的地位。 据说，上海的一些工厂在扩散过程中，开始也找过铜罗
等几个镇，但是最后还是在平望落脚。平望就这样 一下子冒了出来，成为近来吴江各镇中发展得最快
的一个小城镇。
必须指出，上面列 举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只是小城镇定性分析中分类工作的尝试。分类的对象
只限于在吴江县初步走 访过的镇，调查深入后，很可能还有应当提出的另一些类型，比如以渔业为主
的社区，尽管人口较少，也 可以因它的特点而成为一个类型。至于在吴江县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城镇无
疑还有许多各有特点的类型，比 如以采矿为主的城镇等等。而且有些地方的商品流通还处于形成固定
城镇的过程中，只有一些具有日中为 市性质的集、墟、场、街等场所。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所以这里所提出的类型是既不完全也不齐 备的。
还应说明，提出类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这些城镇的特点，使我们对小城镇的概念不至 于停在一般化
的笼统概念上，而要注意到各个小城镇的个性和特点，但在突出特点的同时，自然不应当忽 视小城镇
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小城镇的共同性质，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它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
中心。小城镇的分类是以此共同性质为基础而就其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的。比如，松陵镇固然具有全县
政治中心的特点，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经济、文化的中心。震泽镇固然是吴江县西南一片包括若干乡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同时也是乡一级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近年来已成为小型社队工业的中心。
盛泽镇固然是当前地方丝绸工业的中心，但同时也是附近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上述某
镇具 有某种特点，只是指它在小城镇所共有的许多职能中所表现的突出方面。
通过这样的分类，我 们注意到各个城镇有它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由各镇的历史形成的，因此在建
设这些城镇时不应当一般 对待。比如前面说的同里镇，它原来是地主阶级和退休官僚聚居的地方。土
改后，它原来的经济基础已被 摧毁，要建设这个镇，显然不能走平望的道路，因为它不在交通要道上，
也不可能走盛泽的道路，因为它 没有传统的工业。但是它却有幽美的园林，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和河道。
这是一个前人从经验中选择出来的 退休养老的好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休养和游览
的园林化城镇呢
?
加 拿大有维多利亚城，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足以同它媲美的同里镇。
这就是说以小城镇
的特 点来分类，对于我们确定小城镇发展的方向是有用处的。
三
吴江县的小城 镇在解放后发生的变化，
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分界线是在
7 O
年代初期。
7 O
年代以前是小城镇的衰落和萧条时期，
在此期间，小城镇 逐步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到了
70
年代初
期，小城镇有了转机，到了后期，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呈现出发展、繁荣的景象。
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吴江小城镇的人口一直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与吴江县人口的迅速增长相
比是令人难 以置信的。以盛泽镇为例，它还不是人口下降最多的镇，
50
年代初就有
22000< br>人。其后
20
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近年才有转机，到
1981
年 才达到
26000
人。
22000
的人口基数，以全
国平均的自然增 长率来计算，至今应该有四万余人口。所以，我一听到这些数字，就说其中“大有文章
。什么文 章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在继续调查研究。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吴江最南端的铜罗镇的人
口变化概况。 铜罗在解放前叫严墓，镇的类型与震泽相似，以烧酒和肥猪出名。全镇
1952
年有
2 475
人，
1962
年有
2488
人，
1972
年 是
1900
人
，
1982
年人口普查时城镇户口人数为< br>2007
人，
30
年
来城镇人口下降
19
％。据初步 调查，
1951
年土改时为了分得土地，有
60
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 br>门，约
1 5 0
人回乡务农。同年还有一二十名青年参军赴朝，其中只有个别人后来回镇。从
1 952
年到
1 957
年，特别是在
1956
年的“对私改造
期间，又有约
200
人离镇外出。这批人大多是做生意的业主
和学徒，其中 有文化的进入附近大、中城市的国营企业，有技术的则流入上海郊区和浙江的一些县城。
据反映，当时他 们觉得私人经营生意是一种剥削行为，连在私人店里当工人也不光彩，所以大家要另
谋出路。
1 958
年的大办农业和支援农业，以及
1963
年～
1964
年的职 工下放，镇上又减少了近
5 O
户居民。除了上述的人口外流，还有青年学生考入大、中专学校 ，外省市招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
也使镇上人口有所减少
(
其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 年绝大部分后来已回镇
)
。
像铜罗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小城镇也程度不同的 发生过。人口下降是小城镇衰落的表现之一。那么小
城镇衰落的原因何在？其后果又如何呢？
1957
年合作化高潮时，我去江村作过一次调查，即所谓“重访江村
。农民 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
善，但是传统家庭副业已经衰落。农民对我说：肚子可以吃饱了，就是手头没 有现钱。由于执行“以粮
为纲
的方针，其后的近
20
年只重视粮食生 产的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长期没有恢复。直到
70
年代初
期，由于社队工业的兴起才 使情况有所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
才开始走上繁荣。
19 81
年我三访江村，老熟人不再发牢骚了。他们同我谈的都是卖兔毛有多少收入，
以及要求我帮 助社队工厂推销产品一类的话。当时农民不仅能吃上三顿干饭，而且手上也开始有钱买
东西了。因为他们 集体的和家庭的副业发展了，社队又办了工厂，农村里有东西能卖出来，换到钞票，
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他 们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吃饱、穿暖、有钱花是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经济繁荣的
具体内容。
< br>把这两次在江村看到的情况与铜罗镇盼人口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小城镇衰落的原因和后果。从农
村方面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
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从小城镇方面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 ，搞商
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 民，
人口下降。
总之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出发的“左”的政策，
是造成小城镇衰落的 根本原因。
小城镇越衰
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 ，农村商品经济水平愈低，
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加剧。所以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
果。当然，上述因果关系还有待于用客观事实有系统地全面加以检验。
下面我再谈一点有关商业渠道的问题。解放前，农村和城镇的商品除了食盐外全由私营的商人经营。解放后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村里所生产的粮食、油料、生猪、蚕茧等主要农副产品以及若干种生产资
料都纳入了国营商业的流通渠道。各级行政部门都设立粮食、副食品、进出口贸易等机构，县级成立
公司 ，县以下设所或设站。这样的商业改革使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与周围农村的主
要联系。 但
l958
年以前，小城镇的商业除了国营商业这一渠道，还有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联营合作商
店以及个体户等多种渠道。自从公社化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不断受到打击，连农民提个篮子在镇上卖几只鸡蛋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联营的合作商业被“利用、限制和改造”，不能不向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靠拢，以致有的镇最后只剩下几家供应开水的茶馆和点心店。而原先由农
民集资起家，属于集体性质的供销社则逐步国营化，变成全民所有制。最后，几乎一切商品都按行政
区划 上拨下调，在国营商业这一条渠道内流通。
商业渠道的统一国营化引起了小城镇的巨大变化。
凡是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都有国营的流通渠道，
在收购农副产品以及调拨分配农民所需物资 上占绝对优势，这就使得作为全县行政领导和物资批转中
心的、县城松陵镇成了吴江小城镇普遍衰落的一 个例外，它的城镇人口因机构增多、干部调入而一度
相持不动，后来还略有上升。一些设置公社机构的小 城镇在总的衰落趋势中借着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之
力得到挣扎余地，而那些没有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受到 被淘汰的压力就相当严重。在庙港公社的区
域里，原先还有陆港、更缕港和罗港等几个小镇，解放前它们 和庙港一样都是太湖东南岸边商品性的
渔港。据说，陆港商业全盛时有
5 O
户人家做 生意，集镇规模虽不及庙港，但它的乡脚范围与庙港相
仿，也有五六华里地。更缕港则更小一些，只有近
20
个“连家店”。
解放后，庙港镇先后设置区政府
和公社机构； 陆港、更缕港变成庙港下属的乡和大队，只有基层政权组织而无相应的一套行政机构。
从
195 6
年开始，
这两个小镇的商业逐步被庙港吞并，
商业人员大都并入公社的商业机构。< br>到文革后期，
更缕港集镇完全被吃掉，人去集空，只留下冷落的石板街和残破的店铺面，退化为农 村的居民点。陆
港商业虽然也被蚕食去大部分，但它地处庙港与七都两个公社交接处，原属于陆港乡脚的 村子离公社
较远，主要是凭借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镇上留下了两个商业门市部和一家茶馆，
30
几名商业人员
在那里顽强地撑着小集镇的地位。
从全县范围来看，没有 设置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大多数被吞掉了，像陆港那样已吞未咽下的是极少数。
这个吞并过程值得进一步记 录下来加以分析。
用行政渠道来控制商品的流通，势必造成农民买难卖难的困境，而商业本身 在经营上也容易滋长“官商
作风。据农民反映，收购农产品的部门要货时急如星火，不要时弃如 敝帚。比如兔毛，去年由于某种
原因价格大跌，养兔的农民叫苦连天，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兔毛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小城镇 和农村
里原有众多的流通渠道已变成了单轨，适应不了这几年来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实际上已成 了
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
商业国营化的过程是在“化消费城为生产城
< br>的政策下进行的。
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固然有其积
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对消费和 生产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没有搞清楚，以致我们对小城镇性质的认识发生
了偏差。在我国旧的传统思想中， 消费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是指不事生产，靠着人家吃吃花花，实际
就是指剥削享受。而在小农经济的眼光 里，生产是指有实物收获的劳动，不包括商品的流通。这样我
们一方面把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职能排斥在生 产范围之外，归入消费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对农民
和雇工的剥削，以及他们挥霍浪费的行为，看成 所有小城镇唯一的基本性质。以后又进而把做生意、
消费、剥削这些概念都划上等号。表现出来的是逐步 限制、打击小城镇的个体和集体商业，这就大大
削弱了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韵地位。然而城 乡的工农业产品不能不流通，而流通总得有
渠道。在集体、个体等贸易渠道全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供销社 非走向国营化不可，国营商业就不能不
包揽一‘切。但是国营商业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流通包下来 ，却包不下小城镇上原有的经商劳动
者，于是小城镇居民中很多人无以为业，纷纷找出路。其中最有办法 的人挤入了上海、苏州等大中城
市；稍次的进入当地的国营企业；没有办法的也不让在镇上吃“闲饭”， 一批批地被动员下放到农村。最
后那些由于病残体弱等原因确实无法下乡的人留了下来，依靠社会福利型 的小手工业生产维持生活。
这一过程，在铜罗镇的人口变化中看得很清楚。它表明在经济基础动摇以后， 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
池也就干涸了。无以为业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农村两面泄放， 小城镇本身日见萧
条冷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情况：第一点是在这一时期小城镇 衰落的总趋势中，吴江县也有新兴的例子。
菀坪和金家坝这两个公社集镇是由村居民点上升形成的，它们都是设立新的公社行政机构产生的结果。
第二点是从
50
年代后期起，
吴江的县办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例如盛泽镇上的丝绸工业从作坊手工业
到机器工业，一直到 专业化的若干道工序配合的现代丝绸工业。但是这些县属工业在经济、管理等方
面都隶属于县的工业部门 ，它与小城镇可以说没有多少实际联系。第三点是有少数小城镇的衰落是由
于自然灾害、地理发生显著变 化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如松陵西南
5
公里处的南厍，以前是吴江西北部
地区出入太湖的 主要港口镇，每天有三四百条渔船和捞水草的农家船停靠南厍，商业兴旺。
1949
年太
湖发大水，南厍的店铺被洪水席卷。公社化以后围湖造田，南厍失去濒临太湖的港口地位，再加上行
政 设置的变化，南厍集镇也就退化消失了。
四
由于看到小城镇周围农村生产 的单一化和镇本身商品流通职能的丧失导致小城镇的衰落，在
1981
年又看到农民家庭副业的 兴旺和听说那几年吴江小城镇建设也在繁荣起来的情况，我曾产生过一种错
觉，以为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 发展促使小城镇的复苏。后来经过实地调查，才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
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 速发展，而不能说是多种经营、商品流通的结果。
以与上海郊区接壤的莘塔公社集镇为例，< br>在
1975
年以前，
莘塔公社的农业经济路子越走越窄，
农业只
是种粮食，副业只是养猪。农民收入长期在人均
150
元上下徘徊。从公社镇来看，不用说新 的基建，
就连原有民用建筑的维修也缺乏资金来源。居民住宅日渐破败，危险房屋越来越多。镇区内两条 宽只
有
3
米的过街楼式的沿河小街狭小敝陋。自
1 97 5
年以来 ，该镇面貌大变。现在已盖起了许多新的厂
房、居民职工住宅和一座能容纳
1000
多 人的电影院，马路宽达
18
米的新街区颇有现代气派。这些基
建的总投资共达
356
．
8
万元，其中有
258
。
1
万元来自莘塔
1 3
家社办工厂所上交给公社的利润，占
总投资的
72
％以上。
莘塔的社办工厂原只有公社农具厂
(
现为油泵厂
)1
家，是在大跃进年代 办起来的，其他的工厂都是在
1975
年前后创办的。据
1982
年资料，这 些社办厂中，年总产值超过百万元的有油泵厂、灯泡厂和客
车厂
3
家。若把全社的队办 企业也统计在内，社队工业共有
57
个企业，务工社员
2098
人，占全公社
劳动力的
17
％。全年总产值
1026
万元，利润
66万元，其中上交给国家的所得税
12
万元。以务工社
员工资和参加年终分配利润这 两项计算，全公社
20000
余人，人均工业收入为
49
元，占年人均总收< br>入的
15
％。
从农副工三业产值结构和分配结构来看，莘塔公社总产 值中农业占
33
％，副业占
l3
％，工业为
54
％。
在社员人均分配水平
327
元中，
农业收入为
190
元，
工业收入为
49
元，
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是
88
元
。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莘塔在
70
年代中期开办社队工业以后，改变了农村 一段时期“以粮为纲
单一经济
的局面。社队工业的发展为镇的基本建设提供了主要的资 金来源，增加了农民的年终收入，而且吸收
了接近
1/5
的农村劳动力。
< br>从莘塔看到的基本情况在吴江县乃至整个苏南地区是普遍存在的。
各个公社在介绍社队工业的好处 时，
都集中在吸收劳力、
增加收入和发展公社集镇建设这三个方面。
为什么苏南地区的 社队工业在
70
年代
能得以发展、遍地开花呢
?
对此不能不从该地区 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去作考察。
苏南地区的历史传统可以加以概括为人多地少、农工 相辅。江浙一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已有悠
久的历史，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口密度越大，人 均耕地必然减少，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在一
定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我们 的祖先却闯出了一条路子，使人口稠密
与经济发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男耕女织、相辅相成。这种 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一直持续了几
千年。
我
30
年代在江村调查时，
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工农相辅，
一半对一半。
人多地少，
要富起来，
不能完 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这就
是农工相辅 这一历史传统的本质。这个道理在现代人眼里看来很简单，可古人开出这条路子时的艰辛
是今世无法想象 的；而这条路子作为一个根基开出新的花来也是古人始所未料的。因此，依我看来，
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 、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
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 br>
在这几年的农村调查中，凡是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只要一谈到人口，都说有一股压力压得他 们喘
不过气来。当解放初期出生的那批人口在
60
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年龄时，农村就开 始出现窝工现象。
此
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逐年上升，年工分量猛涨起来。而同期粮食产量的增长 却越来越少。到
l970
年前
后，平均亩产显示出已达到极限时的起伏波动。这时农村 已不是一般的窝工，而是由于劳力的剩余，
农民开始在那里抢工分了。我曾请一位县委书记算一笔帐，假 定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现有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