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16

世 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

（

Matteo

Ricci

，

1552

～

1610

）在一封信中说：

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

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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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学者认为，

15

～

< br>16

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

时代的开始，

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

一切由统治者认

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

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

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

从政治

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

甚至从治学的价值 取向上，

遏制了知识分

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事实根据 的。

在近代

“五四运动”

时，中国人提 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

的是晚明。

自

16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中叶

100

年间，

是我 国科学技术

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

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 呈，

出现方以智、

李时珍、

徐光启、< /p>

徐霞客、

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

李之藻、

王征等众多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

与西方相比并不

逊色。

关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特征，爱

因斯坦在

1953

年说：

< br>“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

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 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

，以

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 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

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 奇的。要是这些发

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 /p>

很明显，由于爱因斯坦的

这段话对清代 中国合适，

对明朝却未必正确。

由于对真实的历史情况

的不了解，爱因斯坦误以为中国人没有接受过《几何原本》

，更不知

道明末徐光启曾有以发展为基础全面发展数学的设想，

以及明代很多

学者、

科学家对科学实验的重视，

从而 作出对中国科学发展趋势错误

的论断。

关于中、西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李约瑟指出，中国自公元前

300

< br>年

起，科学以缓慢的步调持续进步。

1500

开始突飞猛进，到了晚明，

两者的差距大幅缩小，但中国仍然小幅领

先。约在

17

世纪初，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展开始超越

中国，但中国 在医学、植物学和化学等领域，仍保持不同程度的领

先。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 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

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方家以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

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

亦即方氏拥 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

（

16 11

～

1671

，明末四公子之一，崇 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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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阁大学士）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

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 熊三拔（

，

1575

< br>～

1620

）

，其著作《崇

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

西方来华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

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 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地介绍了对数

的理论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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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 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

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 、

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

< br>视，

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

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 动轨道问题

时，

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 的事实，

提出了

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