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

< br>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

料 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

异”，成为《 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

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 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

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

曾校定南北

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 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

以周万事之理，

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

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发

难显之情，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 书作者的共同要

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通鉴》的内容不仅着 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

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

不论正 面的或反面的，

都兼收并蓄，

作了适当的编置安

排，

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

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 是大致符合的。

所以从内

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

发挥维护封建统 治的“道”，

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

是司马光的主

要目的所在，

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

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

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

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

当时主政的

宋神宗和王安 石都主张变法自强，

司马光反对无效，

于是退出政府，

住在西京洛

阳，

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

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

如宋神宗时对

西夏用兵，

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

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

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

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

< br>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

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

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

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

认 为有才无德者必

致败事，

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 。

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

胡三省

在《通 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

英名实之说，< /p>

唐太宗君臣之议乐，

李德裕、

牛僧孺争夺 维州之类是也。

”这在

《通

鉴》中所占 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

也应注意到，

在糟粕的成分之外，

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

如 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

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 ，而言其善

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

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起义军照

例被称为“贼”，

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

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 发动的原因，

这

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

如叙述唐末王仙芝、

黄巢发动起义时，

先历述僖

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

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

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

县兵少，

加以承平日久，

人不习战，

每与盗遇，

官军多败。

”下面才说：

“是岁，

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

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

《通鉴》既历举其事，在 叙

述到起义发动时，

又作概括的说明，

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

又如蜀中韩秀

昇参加了起义，

后为高仁厚所擒，

仁厚亲自审讯，

问：

“何故反？”秀昇曰：

“自

大中皇帝（唐宣 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

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 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

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 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