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同叶圣陶先 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

先生说，当年他在上 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

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 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

敢草率了事。我同叶 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

北方来，跟家乡人说 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

普通话他生疏，于是 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

一些商酌性的意见。 他说：

“

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 ，有什

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

”

我遵嘱，不客气，这样

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 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

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 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

“

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 /p>

要再跟我商量。

”

他说：

“

好，就这样。

”

可是下次还 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

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 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

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 ，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

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

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

断地说谢谢。

*

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这有如阵风 阵雨，不到片刻就过

去。但交往总是不便了，何况其时我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 人能够如《尚书》所

说：

“

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

”

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 旧，也就

放了心。其时我是依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结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 ，仍在城

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住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大概是七十年 代中期某

年的春天吧，

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 /p>

抽空去看他。

他家里人说，

很少出门，< /p>

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 /p>

来京，

末尾写了住址，

是西郊某大学的什 么公寓。

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

他说他非常悔恨，

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

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更为 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

“

讨论

< br>”

批评

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 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

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 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

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觉，

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 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

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 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

心修身和

“< /p>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己，人 ，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我想损之又

损，只说说我深知，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 方面，

“

语文

”

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

好再缩小，

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 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说是不成问题，

因为：

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

说

“

我觉得对

”

，文则要写

“

余然之

”

，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

一。起 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不久就统一了

天下， 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行，用笔写白话。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

而用普通话。

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 题。

由文学革命时期起，

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

（如

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

，能不能这样写，应该不应该这

样写等问题。这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 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广大的能执

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成果呢？我的看 法，除了少数人、个别文体（如小说、戏

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

< br>“

不即不离

”

。不即，是与街谈 巷议的口语不尽同；不离，是

无论如何，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这都 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

问题在现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相 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

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 饰，晦涩，不像话。不像话，

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这样写，有的来于心 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

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 /p>

，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

至不足以称为文。有认识为依据， 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终于成为文风问题。叶圣

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他提出 正面的主张，要

“

写话

”

。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

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 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

“

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 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

”

他这个意见，不 同的人会有不

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 胧的，对于以

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这里为题目所限，不能牵涉过多 ，甚至挑起论

辩。专说我的看法，写话，虽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但大体上 说，或当作行

文用语的一个高标准看，总是既正确又对症。说正确，因为这是坚持文学革 命以来求言文

一致的老传统。

说对症，

因为时下的脱离口语甚至有意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在制造

“

新文言

”

。

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面，嘴 里并不这样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多数人轻易了

解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 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直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

不简短，不直说，再加上结果的 难于了解，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

话的主张会碰到两种性质的难易 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

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 ，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

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 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

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 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要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

，

多多 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可以自己试念试听，

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 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

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 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

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

“

简洁

”

。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 要求，这里

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

< br>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

“

你写

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

”

关于繁简，关于

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 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

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 要繁。繁简有时牵涉到内容

方面，意思无价值，甚至更坏，当然以不写为是。内容还会引 来其他性质的复杂问题，这

里不管，只说用语。用语的可简而繁，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种 类和花样都很多，几年前我

在拙作《作文杂谈》的

“

”

一题里曾较详细地谈到，这里不能多说 。我的想法，值

得重视的不是多用少用一两个字，而是应该少用而偏偏多用的这种热爱冗 赘的心情，它扩

张，无孔不入，就会成为风。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

了

”

，势力越来越大， 占据

的地盘越来越广，如

“

我见到老师

”

，

“

他坐在 前排

”

，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

“

我见到

了老师

”

，

“

他坐在了前排

”

，成为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

“

太

”

，如

“

吸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