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成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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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20日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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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0日发(作者:出世入世)


明成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辨析



< p>
2014


级历史专业一班王龙


14020103< /p>


指导老师:宋社洪)



【摘



要】


明太祖朱元璋以藩王守卫边疆并给予他们极大权力,


以期实现诸王护

卫京师局面。


从历史发展看,


这必然会导致新帝削藩以致内 乱,



朱棣作为众子中最有文武才能的,


必不会屈居于侄子之下任其削夺。


因此主导靖难之役的并不仅仅是朱棣的贪念,


朱棣继位之后的行为


也不单单是肤浅的“以文治武功万国来贺遮羞于其 篡位”




【关键词】


靖难;下西洋;永乐大典;盛世





现今史学界对明成祖的评价存在颇为极端的观点,

< p>
明史学者孟森在


《明史讲义》


言:


“成祖不过以己由篡得国,将以威胁天下,遂假小人以非常之危,其不法为


后来 锦衣卫官尚有不逮,


而诏狱既设,


遂以意杀人,


不由法司问拟,


法律为虚设。




因夺位而引发的政治专制及影响使得一部分学者认为“朱棣征蒙古、下西洋、


修大典只不过是为掩盖其篡位之举。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实是枉议,有 必要对此


予以探讨。




一、朱棣之夺位及其由此引发问题



作 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君王,


朱棣取得的成就可与之比肩者少之又少,

然因


其袭位不正而各种野史又刻意夸大,


使之成为口诛笔伐 之对象,


而这种管中之见,


影响了主流评价。鉴于此,笔者通过 对比分析考察得出以下原因。



朱棣对史书的文化专制远不如唐 太宗。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弑杀兄弟,


逼父退位,其行为与朱棣在削藩夺爵的压力下 起兵“靖难”有过之而无不及,但


奇怪的是唐太宗并未留下恶名。究其原因,一方面玄武 门之变较为封闭和迅速,


且策划者较少,易于掩盖,而靖难完全谈不上保密。另一方面,


“李世民要史官


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之位的宫廷政变写 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之举,


即杀兄夺嫡合法化。


”显然,唐 太宗成功了,后来的《国史》



《旧唐书》


《新唐


书》


< br>《资治通鉴》都受到了其改史影响。



朱棣即位后焚毁了 建文帝时期所修编


的《明太祖实录》


,授意解缙等人重新修编, 以满足其证实正统之需。从后来发





孟森,


《 明史讲义》


[M],



11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6


.


牛致功,


《唐高祖传》


[M]

< br>,人民出版社,


1998


展看,这种计谋失败了。



朱棣靖难得 罪了太多的儒家士子。朱棣进入应天城前道衍和尚曾言:



城下


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而 后朱棣灭方孝孺十族。



燕军进入应天后各级官吏


“逃者四百六十三人,


迎附者仅二十四人,


殉命者如 黄



观等。



方孝孺事件惹得读书人和黎民百姓对朱棣的极度憎恶再加之逃走的四百


多人著书立说,< /p>


肆意谩骂,


舆论导向使得朱棣超出了原本的可恶,


正史吸收了这


种个人好恶感极其强烈的言论,


以至于他 的所有政绩也被当做是为了证明自己的


正统性。



这种儒家士子特有的偏见在同样得位不正的唐太宗、宋太祖、宋太宗


身上却鲜 有体现,值得深思。



继明之后的清朝对前朝的政治诋毁。


唐以后修书的主要是五代和宋,


他们的


共同 特点都是汉室皇朝正统正朔,


不需要刻意显示自己的文化正统,


因此也不需


要诋毁什么。


而清朝则完全不然,

< br>其乱改书和乱修书是世所公认的,


诋毁明朝皇


帝自是不必 待言,更何况终清一朝始终存在复明力量。



当我们拨开云雾,


剔除影响客观评价的因素之后,


平心看待朱棣靖难及其功


过是非,定不会如过去一般只看到其继位不正而妄加非议的。




二、朱棣对明朝国运及中国历史进程之影响


< br>朱棣的庙号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二世皇帝称祖的,


根据周礼规定,


正殿供


奉七个牌位,


初创者为祖,

< br>而祖为万世不移,


朱元璋的子孙认为朱棣在对明朝的


贡献 中起到了与朱元璋可比的功业,


因此改太宗为成祖,


意为成就基 业。


明末学


者李贽言




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 /p>


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明朝是由朱元璋建立的,而其发展壮大则是朱棣


的功劳。

< p>


用儒家思想治国,自身有深厚的儒学文化功底。朱棣

1360


年出生时朱元璋


事业已有小成,并且渐次稳定,至


1367


年朱元璋称帝朱棣已到了受教年龄。帝


王之子的老师自然不可小觑,有宋濂、唐瑜、刘基等,他们都是儒学大家,在这


种师资的培养下朱棣对儒家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称帝后于


1409


年颁布自





张廷玉等,


《明史


.


方孝孺传》



杨林,


《簒明


:


朱棣和他的 大明王朝》


[M]


,中信出版社




张小平、周少青,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明成祖朱棣


[J]


,雪林师范大学学报


(


人交社会科学版




李贽,

< p>
《续藏书》卷九



己写的《圣学心法》

< p>
,定下“伦常日用规范。



成为明朝以儒治国根本之法。这


对稳定国家、拉拢儒家士子有着深远影响。



削藩措施刚柔并济,


成功解决问题。


建文帝继位不久即开始削藩,


然其政策


颇为失当 ,


甚至惹得湘王携全家自焚。


相对而言,


朱棣的削藩是以提高王室经济


待遇为前提的,他着力培养藩王沉浸在糜烂的生活中“好 饮醇酒、近妇人,便称


贤王,遂加奖励矣。


< br>②


这种政策更具有可控性,更隐蔽。藩王问题也随之而解。



迁都北京,直面北蒙,避免重蹈北宋覆辙;开通运河,连接南北,促进民族


交融与地区协调发展。


明朝初定都在六朝古都南京,

六朝即东吴、


东晋、


宋、


齐、


梁、陈,这六朝的共通点即短命,南京“龙盘虎踞”的风水固然好但由历史来看


其实不能为都。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它具有优势,


。而它远



离北方和西部边陲,

< p>
永乐帝认为哪里最易受攻击。



当时明朝的主要威 胁来自北


方的蒙古,


建都南方不利于对北方受威胁国土的经营,


同时也使得北方无战略重


心。


东南地区 两面环海也无强大异族,


即使藩王作乱也难以攻入北京,


明武宗 时


宁王朱宸濠即是一例。


“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 于天下矣。




迁都

< br>北京的提议遭到了朝臣们一致反对,在强大压力下,朱棣坚持到底,


“如果没有< /p>


明成祖的固执的做法,


明朝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有完全不 同的结局。




土木之变最终证明了朱 棣的正确。


北京城从


1406


年开始至


1420


年主体建筑全部


修完,耗时< /p>


14


年“北京的基本格局和主要建筑基本上都是在永乐年间奠定的 。




迁都北方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粮食,在那个时代,河运是最便捷的。元代开


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得南北取直 ,但因水量调节失误,造成运河并未


发挥重大作用,


永乐时才使 得南北畅通无阻。


迁都北京和疏通运河适应了我国多


民族国家政 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祖国统一。



创立内阁、 增设巡抚、改善法制完善国家机器建设,巩固国家政权。朱元璋


废除宰相后,皇帝的任务 加重了很多,而人非圣贤,面对繁杂政务难免出错,为


避免出错又不至于分散权力明成祖 招解缙等七人入阁以备顾问。


内阁的设置既避


免了因阁臣权力过 大而尾大不掉威胁皇权又解决皇帝精力不足问题,


可谓一举两





崔瑞德,


《剑桥明代史》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br>


张岱,


《石匮书后集》




崔瑞德,


《剑桥明代史》上册

< p>



丘浚,


《大学衍义补 》卷八十五




王岗,明成祖与北京城


[J]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晁中辰,


《明成祖传》


414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得。为避免地方权力过大明初设立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分管地方行政、司


法、


军政,


三司级别平等互不统属使得地方办事效率低下且综合 性事件不能及时


处理,为革除弊端,明成祖始设巡抚,即遇有大事由中央派出官员,相当 于临时


最高长官,


处理完之后回归中央,


这就合理的处理了权力结构问题,


为后世沿用


不废。明成祖最 敬仰唐太宗,表现在法制上,即恢复“死刑五复奏,决前一日二


复奏,决日三复奏。




这无疑增加了皇帝工作量,然人命关天 实在不是空话。明


成祖强调


“疑罪毋加”



永乐二年八月,


军校绑人见成祖,


言:


市有官马尾被盗,


而此两人专卖马尾帽是盗所得,请降罪。 上问:有见乎?有证乎?答曰:可疑便


拿。上言于三法司:市易马尾帽何多,怎能因疑而 害,疑似加刑,有累君德,将


其释放。



明成祖关于刑法方面还有许多真知灼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朱棣通过以上措施为明朝三百年之发展做出了最根本性的奠定,但他


开设东

< p>
厂、


恢复太祖弃之不用的锦衣卫,


重建特务机构成 为明朝灭亡的加速剂。


以藩王起兵夺取天


下,

< br>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使得藩王成为明朝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在继承人问题上摇摆


不定,


且对朱高煦太过手软,最终 导致了其谋反侄子朱瞻基,


开始了又一次骨肉相残。


这是


他的缺憾,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三、朱棣之执政措施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言:


“有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 /p>




明太祖定有


不征之国,对外政策较内敛。


成祖生活在北京受元朝遗风影响较强,其文治武功莫


不是开拓进取。



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 民间疾苦,严整吏治,开放言论。明成祖在位二


十二年,不曾有过一日懈怠,他所忙于的 事物没有一件是为了个人享乐。


“朕常


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 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



明成祖与 北京乡民儒者谈话曾言: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


;


工专于技艺, 毋作淫


巧;


商勤于生理,


毋为游荡。< /p>


贫富相睦,


邻里相和„相安相乐,


有无穷 之福。




大概就是明成祖内心的小康 世界,


“如斯民得小康,朕之愿也。




内阁学士胡广





刘宏、熊丹,

《古代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的借鉴意义》


[J]


,人民论坛,


2011



27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三


.



591


页,上海书店



孟森,


《明史讲义》


[M]



104


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2.6



余继登 ,


《典故纪闻》卷六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回江西老家,


一归来,


明成祖即向他询问江西百 姓生活状况。


对于基层的不法官


吏,明成祖历来重视,


“小不改而积之,将之大坏。


”朱棣还鼓励官员积极向他汇


报民间状况,


“今在朕左右,尚犹默默,况远千里尚肯言乎?”



地方官进京如若


不汇报当地状况就可能遭到罢免,


而汇报不实者会受到批评。


正是基于以上行动

< br>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发展,国家根基稳固,才促成永乐时期的一系列伟大


行 动的顺利进行。



盛世修书,传承文化,堪称历史之最。明朝最 为人知的书籍莫过于《永乐大


典》



三 百年之后的


《不列颠百科全书》


称其为


“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成祖

1403


年下令解缙着手准备,前后参与者近三千人,修编时间长达六年,


全书全部由人手字字抄成。


其内容


“凡书契以来 ,


经史子集百家直书,


至于天文、


地志 、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一书,毋厌繁浩。



②< /p>


极大的保存了中


华文化,


后来遗失的


《旧唐书》



《旧五代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都是清人从

《永


乐大典》


中辑录出来的。


另外 永乐朝还修有书


《历代名臣奏议》



《 五经四书大全》



《性理大全》



《天下郡县志》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意义不言自明。



别具一格的用人之道,


独特的识人眼光,


为 永宣之治奠定基础。


翰林纂修陈


是修不仕永乐朝,燕王即帝位, 陈瑛言是修不顺天命,请追戮。帝曰:



彼食其


禄,


自尽其心,


勿问。



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


令缙等编阅。


事涉兵农、


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 宜皆


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


食其禄,


任其事,


当国家危急,

< p>
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


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 累,死狱中。



朱棣对李贯的训斥有如成吉思汗的用

< p>
人之道。


哲别是成吉思汗的得力大将,


他曾作为成 吉思汗的敌人而射中其背,



败被俘后,


成吉思汗没有迁怒于他反而收归己有。


这就是帝王的用人之道。


解缙


作为太祖钦点的十年后再用之人与南京城破后


“驰谒”< /p>


而来的投降者,


成祖并没


有诘难他,反而 “甚喜”


。让他主持《永乐大典》的编修,使得人尽其才。成祖


在位时提拔了三个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是博古守正的杨士奇,


足智多


谋的杨荣,临危不惧的杨溥,正是他们组成了明朝最有名的“三杨内阁”


,并成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



张廷玉等,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列传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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