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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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标签：
文学评论
作者：
刘禾
重写文学史近来成了越来越多的
人所关心的话题，但
“
重写
”
意味着什么
?
我以为，仅用一种叙事
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似乎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
类似的工作有史以来
就没有中断过。
况且
任何
“
写
”
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重写。
< br>关键在能不能对这些叙事
(
包括准备要写的
)
提出自己的解释
和历史的说明，也就是说
“
重写
”
的大前提在于
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
民族国家文学
1
．
现代中
国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
现有的许多词语范畴，
如
“
现实主义
”
、
“
写实主义
”
、
“
浪
漫主义
”
，甚至
“
现代化
”
等等，都已被人做了一大堆文章。然而，细心推敲，这些范畴无非
是叫
人们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里寻找答案，
结果往往是狗
逐其尾，
自我循环。
本章打算换一个
路
数，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我的看法是：
“
五四
”
以来被称之为
“
现代
文学
”
的东西其实是
一种民族国家文学
。
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
发展与中国进
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严格地讲，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
在中国，这
一现代国家形式应该是由辛亥革命引入的。
关于民国以前的国家形式，
史家的说法不尽相同，
如，
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大陆学者把它叫做封建制；
西方史家
则通常使用帝制这个概念。
我本
人以为殷海光提出的
“
天朝模型
”
似乎更能说
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
天朝君临四方
< br>”
的思想
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使中国与外国在
1861
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
是西方列强的
“
船坚炮利
”<
/p>
最先摧毁了
“
天朝模型的世纪观
”
，
使之不得不让位于
“
适者生存
”
的现代
< br>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和
地域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命
运。
在中世纪的欧洲，它
一方面对神权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又成为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外扩张
< br>的坚强后盾。从
15
到
20
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始终没有离开过对非西方民族的征服或殖
民。
与之相反，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促成的。西方
的国家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 br>被中国人接受后，即成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无需赘述。
但值得注意
的是，
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反帝斗争的需要，
它其实创造了一种
新的有关权力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
20<
/p>
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
“
五四
”
文学中
“
改造国民
性
”
的主题把文学创作推向国家建设的前沿，正是体现了国家民
族主义对文学领域的占领。
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
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
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
空间里，
“
现代
文学
”
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
野，
尤其是现代文
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写作等机制及其
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
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
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
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
在这个
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
< br>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
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
我还想说明一下，
“
民族国家文学
”
的命名跟普遍流行的
“
民族文学
”
的提法必须加以严格的区
分。
前者要求揭示
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提取新的批评视野；后者则沿用
的是
“
五四
”
以来关于民
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对立统一关系的说法。
由于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民族国
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
出于自我肯定的
需要，
它不易对自己的语境作出批判的反
省。我这里提出
“
民族国家文学
”
，
既是为了寻找新的视野，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
又是期待文学史研究本身的
范畴、语言和立场能获得一次更新的机会。
谈到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詹明信
(Fredric Jam
eson)
那篇关
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的文章，
因为在当代西方理论
论述中，它通过
“
民族寓言
”
的说法，
第
一次明确地、
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
《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
世界文学》一文自
1986
年在《社会文本
》
(Social Text)
发表以来，美国本土对其
“
民族寓言
”
一说提
出尖锐批评者不乏其人。
该文随后译成中文在大陆的《当代电
影》上刊出，再度引起了
复杂反响，并导致了中国批评界围绕
“
第三世界文学
”
的一场有意思的论争，
有人对
“
第三世界文
学
”
的提法表示反对，也有人认为建立
“
第三世界话语
”
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是必要的。令人瞩
目
的是，
大洋两岸的批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詹明信的欧洲中
心主义。
就后殖民主义的语境而言，
这一类的批评无疑是必要的
。但对詹明信的立场做这种描述的同时，
我发现有些最基本的、关键
性的问题被忽视了。
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应该做民族寓言来读，
这是区别它和第一世界
文学的根本特征。
即
使那些表面看起来与民族无关的文本，
那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故事，
它们也通常和民族
及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而不是纯粹写个人的。
如
果不笼统地谈第三世界，
而仅就现代中国文学
而言
(
鲁迅是詹明信提到的作家之一
)
< br>，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几分道理。
但我认为詹明信在这里忽
略
了一个重要事实：
他所描述的这一切特征其实是某种批评实践
的产物。具体地说，
国家民族主义
在
2
0
世纪中国深刻地渗透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中
(
它们与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
关系
)
，詹明信看到的是这种批评实践所追求的效果，而不是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的文本所固有的
本质。
他在把
“
第
三世界
”
文学叙述为民族寓言的过程中，
彻底排除了文学批评在当地所扮演的文
本及经典规范生产者的双重角色；
而他自己对鲁迅的解读，
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有的中国现代
文学批评为鲁迅研究所设置的主导模式的左右。
因此，
尽管詹明信的批评者大都把他的文章视为
“
东方学
”(Orien
-talism
)
或关于他者的辞术
(rhetoric of otherness)
的又一例证，我倒以为该
文毋宁代表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合创作。
不过，
本章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评论
詹明信，
而是为了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
家文学的
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
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进行充
分的阐述。再说我不喜
欢用伪哲学的抽象语言
(
这是现代批评的症结之一
)
去议论文学，所以决定大题
小做，举例说明。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
(1935)
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本。因为，这部小说自从问世以来，
即与现
代文学的批评体制和权威的文学史写作有过种种遭遇。
而每一回遭遇，或褒或贬，
大都围
绕着作者的
“
民族主义
”
立场展开。
因此，
萧红小说的接受史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文学生产过程的
某种缩影。
重返《生死场》
2
．小说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它描写的是
“
九
< br>·
一八
”
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
活，其中
女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富有乡土色彩的生活图画中的一个主色调。
小说发表后，
关于这部作品的
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民
族国家话语的宰制。
同叶紫的
《丰收》
、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
奴隶社<
/p>
”
的另两篇作品，都由鲁迅主持出版
)<
/p>
一样，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
可的。
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
“
民族寓言
”
，
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这种
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
以至今天人们仍很难绕开它去评
价萧红的创作。
然而，
文学批评中的这种民族国家话语迄今尚未
引起那些依然身陷其中的文学史家的注意。
我在此对萧
红作品的
解读不仅试图为研究这位作家提出的新的角度，
同时更是为讨论和质疑民族国家话语和<
/p>
文学批评实践的复杂关联这一同题。因此，我关注的是有关萧红本文的两个层次的话语：<
/p>
生产层
面与接受层面。
前者涉及萧红在小
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
后者则指向力图将她的写
作
纳入民族国家文学名下的文学批评。
男性批评家的盲区
用
“
民族寓言
”
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
鲁迅和胡风。
众所周知，
鲁迅和胡风分别为
《生
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
作为
“
奴隶丛书
”
的编者，
胡风作后记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
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
“
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
/p>
线。
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
相比之下，
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
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样强加于作品，
但他仍然模糊了
一个事实，
即萧红作品所
关注的与其说是
“
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
”
，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
根本未曾考虑这样
一种可能性，即
《生死场》
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
/p>
特别是与农村妇
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
——
生育以及由疾病、
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
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
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男性批评家对大意义的关心使得国
家民族主义的解读在萧红研究中非但不是例外，
而且几乎
是唯一
的解读规则。
在
40
年代，茅盾评论萧红的另一作品《呼兰河传》时虽然与胡风观点不
同，
却同样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成就。
例如茅盾在缅
怀萧红生命最后瞬
间时写道：
在
1940
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
人，
而会悄然
“
蛰居
”
多少有点不可解。
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
< br>“
消极
”
和苦闷的根由，
以为
“
感
情
”
上的一再受伤，
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
人，
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
(
而这
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
)
，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
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
，
一方面陈义太高，
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
觉得那全
是扯淡，
是无聊，
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体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
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
?
的确，
萧红没有表现出胡风曾在她作
品里发现的那种国家民族主义热情
(
事实上在抗战后期，
她甚至不再卷入全国作家抗战协会的反战宣传活动
)
< br>。
但作为被茅盾贬为
“
情感富于
理智
”
的女性，
萧红所投身的是另一场
斗争。
那场斗争没有赋予她任何义务去接受茅盾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观念以
及他关于社会、
民族、
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
对
《生死场》
和
《
呼兰河传》
的作者而言，
“
生
”
与
“
死
”
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
特别是女性的身体
上，
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因此毫无理
由把她
< br>“
缺乏
”“
民族主义
”
热情看作是一种败笔或缺陷。
茅盾所不能理解的
是：萧红并非不想抗日
或对民族命运不关心
——
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
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
专制。
这一困境十分生动地呈现在她写于一九三六年的一篇短文
《失眠之夜》
里。
在这篇文章中，
萧红对沦陷中的东北故乡的暖昧态度，
使她与情人萧军的怀乡之情形成了鲜明
对比。
萧红似乎很
难与萧军那种热切悲壮的思乡之心发生共鸣，
她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向
“
家
”
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
“
而我呢
?”
她问道。
“
你们家对于外
来的所谓
„
媳妇
‟
也一样么
?”
一个女性注定由于她的性别戳记而
永遭放逐，她无法将
“
家
”
等同某个特定的地方：
而我呢
?
坐
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
……
< br>家乡这个
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
!
虽然在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
的之前，
“
家
”
在我就等于没
有了。
(
同上
)
无独有偶，
萧红与国家民族主义及父权传统之间的矛盾在
30
年代并不是
孤立的或区域性现
象。例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
伍尔芙
(virginia Woolf)
，也经历
了相似的矛盾情感。伍尔芙的
丈夫是犹太人，他的名字被纳粹德国列入通缉名单，
属于一旦英国沦陷即会被缉拿归案之列。
伍
尔
芙似乎因此会自动成为英国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位女作家在其<
/p>
1938
年首次印行的著作
《三枚金币》
里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作者收到三项
希望她捐金币给各个团体的请求，
其中有一座女子学院的建设基
金会，
一个帮助专业妇女就业的
团体，
还有一个反对和防止战争的社团。
她以书信的形式答复了这些请求并表明了女权主义立场
。
在答复第三个请求时，
伍尔芙表示，
作为女性，
不可能分享这一民族的斗争所提供给男性的光荣、
利
益和
“
男性的
”
成就感，
况且妇女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拥有土地、
财富和产业所
有权。如果男人说
他是为了保卫女人而战，
伍尔芙认为女人首先
想到的是自己在国内受到的保护程度，
其实这种保
护是否存在大
可怀疑。当被要求成为
“
我们国家
”<
/p>
的一员时，她就回答，
“
我们的国家
”
在绝大部分
历史时期都视女人为奴隶，<
/p>
剥夺她的教育权和财产分配权。
因此，
无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女人没
有什么理由需要感谢英格兰。
但是，
伍尔芙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她看不到反对希特勒独裁野心的必
要性，最终她还是将自己金币捐给了反战团体。只是她以女人的名义声明：
< br>“
她将约束自己不参
与任何爱国主义示威；
不附和任何一种国家民族的自我吹嘘；
不参与任何鼓励战争的团体和群众；<
/p>
不出席任何军事的展览、竞技、表演、颁奖以及一切类似活动。决不置身于这类场合，去鼓
励将
„
我们的
‟
文化或
„
我们的
‟
< br>统治强加于其他人群的欲望。
”
弗吉尼亚
?
伍尔芙和萧红生活写作在全然
不同的环境中，但在
需要与自己的祖国认同时却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反抗，
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
种族和文化差异，
她们作为父权社会里的女性这一共同身份确实造成了她们在
国家观念上不寻常
的相似。
民族兴亡与女性的身体
对于《生死场》
这部小说，
除去鲁迅和胡风奠立的生硬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读外，
是否可能
有不同的阅读
?
围绕萧红本人为这部小说
1935
年版所设计的封面图案展开的一场争论似乎暗示
了这种可能性。
批评家对这幅画的确切含意一直观点不一。
< br>有人说画中黑色的块面喻示着一座旧
碉堡，
而背景上的深
红色代表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东北人民的鲜血。
另一些观点认为那片黑色块
面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地图。
只有一位刘福臣在一篇讨论萧红
的绘画及其它艺术
创作的文章中指出，
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
女头像的剪影，
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
切割的国土。
他认为，
向上仰起的农村妇女的脸庞和划过她嘴角及脖颈的笔直
线条表现了与日本
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力量。
虽
然刘福臣没有解释萧红何以用女性的而非男性的头
像来代表东北人民，
< br>他的文章还是暗示了一种从性别角度解释萧红封面创作的可能性。
不过这一
可能性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遏制而未能展开。
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解读是
，
如若那片黑色勾勒的是
女性头像，
又
与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
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
图中斜穿而过的
线条不仅像喻中国
领土的分裂，
而且也像喻着民族主体的分裂。
同理，
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块可以联想为东北人民的
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
变形与死亡密切关联的
——
不论是由于生育、
被殴，
还是自尽。
当然，
人们不一定接受以上读法，
但围绕《生死场》封面设计引发的争论至少开辟了
多种阅读的可能性。
孟悦和戴锦华在她们出色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曾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
作过评价。
虽然她们没有直接与民族国家话语
交锋，但已开始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体验去看待生
与死的意义。在此我想将她们对《生死场
》
的分析再向前推进一步，
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小说中
的
“
场
”
的意义。一是《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经验，由于这些经验集中体现
了
“
生
”
< br>与
“
死
”
的特殊内蕴，因此，女性的身体就不能不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其次，在
小说
的后七章中
(
全书共十七章
)
，萧红笔锋一转，
从女性世界伸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国家民族
主义进入村民意识的过程；
这些描述不仅把
“<
/p>
男人
”
和
“
国家
”
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地揭示了
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最后，我以为《生死场》的写作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
，即作
者从女性身体出发，
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
度，
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
“
身体
”
作为一
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和民族国家的空间
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
萧红以这样的做法在她的文本
中创
造了一个复杂的
“
意义场
”——
其中意义的复杂性，
恐怕是当时许多男性写作难以企及的。
批
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题材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细
节，
何以直到后几章才
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
< br>譬如在
“
刑罚的日子
”
一节中，叙事者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妇女生育世界。
她
的语言交替浸满着同情与嘲讽
——
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
苦，
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传宗接代无
异于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她
的同情闪现在类似下述场面的描写里：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
要被她踢
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
然而，
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
“
窗外墙角下谁
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
。叙事者频繁地将人的性和
生育与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在一起，时时几近讥刺：
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
夜间乘凉的时候，
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
样的声音
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从牛棚里撞出来了。
……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
忙着生，忙着死
……
生活与
生育是女性面对的可怖现实，死亡亦如是。小说短短的篇幅内充斥了无数的死亡
……
有杀婴，有绝症，
有战争以及瘟疫。叙事者对王婆自杀事件的描述将
笔触径直落实在自杀行为的
生理外观及其带来的身体残损上。
她
所呈现的是王婆嘴角堆起的泡沫，肿胀的胃和两腮，
她可怕
的嚎
哭，眼中鬼一般的凝视等等身体细节。王婆的自杀既未表现成英雄行为，又不是反抗社会，
在这里，唯一触目惊心的是可怖的身体的毁形。
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
/p>
美丽的月英瘫痪之后，
受到她丈
夫的折磨
。
当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
她们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
，
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
在粪便里。
“<
/p>
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
”
就这样被折磨
成形状可怕的怪物，
“
她的眼睛，白眼珠完
全变绿，
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
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
，
紧贴住头皮。
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
孤独而无望
”
。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
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
在她胳臂上。月英终于死了，不过那是在她亲眼从镜子中
目睹了自己身体的毁形之后。
<
/p>
女性之躯任人摆布的无望还体现在乡村妇女的性经历中，
而这份经
历总是与怀孕相关。
与男
性身体相比，
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
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
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
都只
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金枝
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处境使她转而
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的身体。
<
/p>
金枝过于痛苦了，
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
< br>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
硬
的地方更明显
。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
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
她被恐怖把握着
了。
奇怪的，
两个蝴
蝶叠落着在她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
金枝仿佛是玉
米田上的稻草人。
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
疾病、
伤残等打破时，
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
然
而怀孕的意味却十分暖昧。
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
某一通过将女性身体规范化来控制妇女行为的社
会符码所决定的。
在这里，
金枝将她的婚前孕理解为一种身体的畸变
(
邪异
)
，将她腹中的非法胎
儿视为外来的侵犯物。
那一对自由交配的蝴蝶反衬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在人类社会中
面对的走投
无路的绝境；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要控制她的身体，
苛求她的贞节，惩罚她的越轨行为。
她的身
体如同稻草人一样，
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制预定了功能的能指。
女性的身体在萧红这篇小说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
由于它的存在，
“
生
”<
/p>
和
“
死
”
的意义因此被
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之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
。
“
生
”
，在
女人的世界里指生育，它所
引发的形象是肢体进裂，
血肉模糊的
母体；
“
死
”
也指向一个与之相关的血淋淋的现实，
让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