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锯-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案

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

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人称“文化史学家”，他写过一本著名的《文化苦
旅》，我读 过以后的感觉，似乎好多文章都有个套路。例如
写名胜古迹，一上来总要把当地的人文掌故绘声绘色地介 绍
一番，然后引申开去，抒情兴叹，大发议论。这开头的介绍，
像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导游。余先 生的引导，固然不乏正确、
翔实和引人入胜之处，但信口开河、任意发挥的毛病也着实
不少。下 面我要讨论的任兰生和同里退思园的问题，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应当说，在这次导游中，余先生的表现 是不
称职的。
他在《文化苦旅·江南小镇》的第四节中写道：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 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
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颍六泗兵备道，
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
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 样遭到了弹劾，
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
家建造此园……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

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 搜括来的钱
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
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 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我不知道任
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
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
的……
这一段不算太短的文字，如果 让导游小姐边走边导地娓娓讲
来，我相信，初次跨进退思园大门的旅客，一定会听得津津
有味。 然而，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其中完全背离史实的谬误呢
﹖闲话少说，就让我转入正题，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论证一下
这些谬误的事实和性质吧。
 （一）、任兰生是不是用“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造起
这座退思园的？
余先生说：同里的 退思园，是任兰生用“搜括来的钱财”建造
的。我记得有些文章还把“搜括”二字改成了性质更严重的“ 贪
污”。扣在任兰生头上的这两顶帽子，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反对
过。按照过去几十年里用惯了的 “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个
封建官僚的任兰生，哪有不“搜括”钱财的道理﹖而且他还请人
以 三年时间造起了这么一座“淡雅清丽”、精美绝伦的庭园，
不靠“搜括”可能吗﹖所以，这样的帽子谁也 不敢给他摘掉。但
时至今日，这种不作具体分析、千篇一律地乱扣帽子的做法，
能算是严肃的历 史反思和科学的历史研究吗﹖你要向读者介

绍一位历史人物，总得先把有关的传记材料找 出来，从头到
尾地仔细读一遍吧。可是，作为“文化导游”的余先生，却连
这样起码的事情也懒 得去做。

我有没有冤枉余先生呢﹖没有。请看以下的事实：
任兰生，江苏震泽（ 即今同里镇）人。他生于清道光十八年
（１８３８），年轻时即投效安徽军营，曾带兵与捻军作战，屡次因功升迁，后来转任地方官员，也政绩卓著。《清史列
传·任兰生传》对此作了详尽的记载：
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署（代理）凤颍六泗道，
率属兴保甲，严缉捕，奸宄敛迹。 山西、河南大饥，流民相
率入皖，兰生倡捐廉俸，募赈钱十数万，设厂颍、亳、寿三
处，以兵法 部勒之。明年春，资遣回籍，全活无数……
五年，授凤颍六泗道，凤阳南北关键城故无池，兰生督防军
凿壕一千四百余丈，筑垣之圮者千丈，治凤、滁间驿路，自
临淮至江苏江浦袤二百余里，均成坦 途。洪泽湖多覆舟，设
救生船拯之。沿淮要津，造官渡船以济，修复朱龙、大东等
桥梁数十处… …创开船塘，各周数百丈，建宿州、灵璧、定
远、凤阳诸驿宾馆。设因利局，贫家得贷钱于官，以治生计 。
设育婴堂、牛痘局，以保赤子。设归藏局，助殡葬，以厚其
终。设戒烟局，诱不肖者以自新。 其综理不遗类如此。兵乱
后水利失修，兰生刊寿州人夏尚忠《芍陂纪事》，民灼然知

利病所在。于是筹贾浚安丰塘，经营各属塘渠闸坝凡二十余
所，蓄泄以时，旱涝有备。复仿制江南水 车，教民戽水，以
助灌溉。创设课桑局，刊行《蚕桑摘要》，购种桑秧，雇江
浙工匠教民育蚕缫 丝，开衣食之源……灵璧书院废，为兴复
之。又于凤阳、寿州、盱眙各试院侧筑屋为赴试士子避雨所。< br>添置义塾，使贫民子弟不失学，士民大悦……九年，举大计
卓异。先是，三年夏旱蝗，兰生饬属收 捕，因筹救荒之策，
创丰备仓，积谷数千石，又檄州县各建仓厫。至是，滨淮十
四州县大水，亟 檄属吏便宜发仓粟，并请款募捐，工赈并举，
无流亡者。
以上史料说明，从光绪三年（１８７ ７）到九年（１８８３）
这整整七年时间里，任兰生在他所辖的安徽凤阳府和颍、六、
泗三州（ 约占全省一半地区），竟为黎民百姓做了那么多赈
灾救荒、兴利除害的好事这里，没有多少抽象概括的 评论
和颂语，有的只是一桩桩、一件件顺序记载的政绩，读来未
免枯燥，但却是无法凭空编造的 事实。研究清史的学者都知
道，《清史列传》的稿本，是由当时地方政府上报给朝廷，
然后宣付 史馆记录在案的。如果传主后来出了问题，或者晚
节不终，在职的史官就会对这些记载进行必要的修改、 补充，
或者加以废弃，一般不会让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所以，
只要没有发现其他与之矛盾或 抵触的史料包括正史和野
史笔记 ，那么《清史列传》还是可以作为后人分析、评价

传主一生功过的依据的。
任 兰生的政绩已如上述。那么，他在安徽任职期间，有没有
某些人指斥的“搜括”或“贪污”的劣行呢﹖
余先生说，后来任兰生“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
落职了”。这话没有讲错。问题是 ，他的落职是否跟“搜括”或
“贪污”有关﹖据《清史列传》记载：
（光绪）十年，内阁学士 周德润劾兰生盘踞利津，营私肥己，
上命户部尚书崇绮、内阁学士廖寿恒往按之。十一年正月，
解任候处分，旋查所劾皆不实，惟留用革书屠幼学为知情徇
隐，部议革职。
原来，朝廷上有人弹劾任兰生掌管着地方的财政大权盘踞
利津 ，借公济私，捞足了钱营私肥己 。按照常理来推
断，哪有猫儿不吃腥的﹖这种可能完全存在。于是， 皇帝派了
朝中的两位大臣到安徽去查办，并且当即让他“解任候处分”。
但查下来的结果如何呢 ﹖本传的记载只有五个字：“所劾皆不
实。”弹劾他“营私肥己”的罪状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不过，< br>官场上的倾轧和斗争，历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任兰
生最后还是被定了一个“留用革职书 吏屠幼学，知情徇私隐瞒”
的罪名，罢官回家了。由此可见，他的“落职”，与“搜括”、“贪
污”无关。如果全面地来衡量任兰生在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任
职期间的治绩，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深得民 心的良吏，在腐
败成风的晚清官场中并不多见。因此我认为，余先生给他戴

上的 帽子，既缺乏根据，也有失公允。
或许余先生会问：任兰生不靠搜括和贪污，怎么有力量建造
退思园呢﹖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据黎庶昌《赠内阁学士
前安徽凤颍六泗道任君神道碑铭》（以下省 称《神道碑铭》）
记载，从任兰生这一辈往上数，任氏家族已有四代居住在同
里，他的曾祖任祖 望和祖父任振勋都是国子监生，父亲任酉
是附贡生、候选训导，属于乡绅一类有名望的人物，家里不可能没有祖上传下来田地和财产。袁中丕先生在《退思园三
代善举》一文中说到，任兰生落职回乡后 ，曾“将祖传及自置
的粮田一千零八十亩五分八厘六毫捐作义田，还以四亩四分
六厘地基建庄屋 家祠一所，共值银一万零二百六十八两七钱
四分四厘”，用来完成父亲任酉生前未竟的“恤助孤老、不吝
兴学、造福桑梓的义善之举”。（见《苏州杂志》１９９８年
第５期）这些田产和银两的数字， 小到以厘、毫来计算，恐
怕谁也无法凭空编造，很可能来自地方志的记载，因而是比
较可信的。 像他这样一个家底，划出十亩土地（退思园面积
为九点八亩），从先人遗产中拨出一笔款项，再加上自己 历
年的官俸所得，要修筑起一座当时还不算过于奢华的居家庭
园，我想是不会十分困难的。为什 么非要武断地把它同“搜括”
或“贪污”挂起钩来呢﹖稍有法制观念的人都懂得，定罪必须要
有 作案犯罪的证据。如果大家都像余先生那样没有事实就乱
扣帽子，那封建时代的整个官绅阶层，真要变得 “洪洞县里无

好人”了

（二）、任兰生有没有在退思园里安度晚年﹖
余先生说：“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 何度过晚年的，
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
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 。”
余先生这段文字写得拐弯抹角，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你看他
接连用了“不知道”、“如何 ”、“是否”、“哪怕”等表示否定、疑
问、揣测的词语，仿佛他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什么也没有加以肯定。然而只要仔细地捉摸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意思
还是昭然若揭的，即他认为，任兰生的晚 年毫无疑问是在退
思园中度过的。事实果真这样吗﹖请再看《清史列传》的记载：
（光绪）十 三年，山东巡抚张曜以兰生历年募捐山东赈银，
数逾十万。罢官后，仍日与诸绅广集赈款，并自捐棉衣一 万
件，为奏请开复原衔（官复原职），允之。寻凤、颍、六、
泗绅士孙家怿等二百余胪列兰生在 营、在任有益地方事实，
公呈巡抚陈彝，并筹银八千两，愿代遵例报捐道员。陈彝会
同两江总督 曾国荃入告，得旨，任兰生著准其捐复，发往安
徽，交陈彝差遣委用。是年，河决郑州，安徽被水。兰生 奉
檄办皖北赈抚。十四年四月，卒于颍州。
陈益先生在《古镇遗影·贴水的园林》一文中考定 ，退思园“建
于清光绪十一年到十三年”。对照《清史列传》所述，这三年

正是 任兰生被劾落职家居同里的岁月。待等园林刚刚建成，
他连尽情观览和悠闲徜徉的时间都没有，便接到朝 命，匆匆
地赶往安徽去上任。此年“河决郑州，安徽被水”，他又奉檄
到皖北一带办理赈济灾民 的事务，“乘骑周历辖境，形神并罢
（疲），疽发尾闾（肛门）”（见《神道碑铭》），第二年四月就病逝于颍州。可见他的晚年没有也不可能呆在江南小镇同
里的退思园中，跟妻儿老小“一家子安安 静静地住着”，共享
天伦之乐。余先生不看这些确凿可靠的史料，只管自言自语，
信口开河。这 种轻率、粗疏的治学作风，就像他在《寂寞天
柱山》一文的开头批评别人那样，“实在是不应该的”。
（三）、任兰生什么时候担任过“资政大夫”、“内阁学士”的官
职﹖
这又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差错，它暴露了余先生在古代职官封
赠制度方面知识的欠缺。
在介绍任兰生前后所任的官职时，余先生写道：
（他）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 士，任凤颍六
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
按照以上所述官称的排列次序，只能 理解为任兰生先在中央
政府担任“资政大夫”和“内阁学士”（两者官级均在从三品以
上），然 后再到安徽地方上去做凤颍六泗兵备道道员省以
下、府以上，不及三品 ，并兼管淮北、凤阳等地税务 的。
但是一查史料却觉得不对了：任兰生压根儿就没有在朝廷上

呆过一天，这个 从中央到地方的履历又从何谈起呢﹖再查黎庶
昌的《神道碑铭》问题就立即突现了出来：
 （任君）疽发尾闾，未几竟卒，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
四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安徽巡抚陈公彝 胪陈事实，
照道员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赠内阁学士，事迹宣付史馆立
传，附祀英翰公专祠。呜 呼，伟矣
君之先世，代有隐德。曾祖祖望、祖振勋均国子监生，考酉
附贡生、候选训导，皆赠资政大夫。
原来，余先生所说的任兰生官“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
都不是发生在这位“凤颍六泗兵备 道”生前的事情。这里的“授”、
“赐”二字，在《神道碑铭》中都写作“赠”，到了余先生笔下，却被莫明其妙地改掉了。大家知道，从晋、宋以来，直至明、
清两朝，存在着一种皇帝对臣下的“封 赠”制度。例如：
《晋书·孔愉传》：“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赠车骑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
《新唐书·高锴传》：“卒，赠礼部尚书。”
《宋史·吕公著传》：“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赠太师、申
国公。”
《明史·钱薇传》：“卒年五十三。隆庆初，赠太常少卿。
以上几例中的“赠”，与“封”有什么区别呢？据《明史·职官志
一》的记载：
凡封 赠，公、侯，伯之追封，皆递进一等。三品以上政绩显

异及死谏、死节、阵亡者，皆得赠 官……生曰封，死曰赠。
又《清史稿·诸臣封爵世表序》说：清于封爵，皆仿古制。
这两段 记载表明，明、清两朝的封赠制度大体上是一致的。
“封”一般用于对生者的加官晋爵对死者应称“追 封” 。“授”
和“赐”也是如此唯“赐谥”可用于死者，，但“赐官爵”必指生
者），而赠 的对象则限于死者，可以说无一例外。《神道碑铭》
的记载，明明是说任兰生死后“赠内阁学士”，余先 生却把它
错成了生前所“赐”的官职。这样的阴阳混淆，死生不分，怎
么能不把人打进闷葫芦去 呢
至于“授资政大夫”给任兰生的说法，更加错得离奇。《神道碑
铭》讲得很清楚，这个官 衔是朝廷开恩，专门“赠”给任兰生
死去的曾祖任祖望、祖父任振勋和父亲任酉的，怎么能扯到
活着的儿孙任兰生头上去呢﹖这样的谬误，真是闻所未闻，其
原因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所谓“树有根， 水有源”，任何事
情总有个来龙去脉。据我所知，任兰生的曾、祖、父三代“赠
资政大夫”一事 ，仅见于黎庶昌的《神道碑铭》，连记载详尽
的《清史列传》都未曾提到。
余先生既没有读过 《神道碑铭》，也不熟悉清代职官的名目，
又怎么可能灵感突发地想到“资政大夫”这个称谓呢﹖我估计
八成儿是从混迹于文场者的切割文抄，或某些导读、导游、
导购之类的小册子中搬来的。这种东 西，既容易杜撰，也相
当好卖，浏览浏览可以，但绝不会登上学者的大雅之堂，更

不能成为反思历史的依据和出发点。作为文化导游的余秋雨
先生，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古语云：“一之 谓甚，其可再乎？”
希望余先生戒之慎之，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