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绝世美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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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30日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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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作文-风韵犹存
江
苏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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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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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校
本
阅
读
材
料
“
厚
积
薄
发
”
主编：高二语文备课组
赵永根
近代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闯
关
东
清代流民
“
闯关东
”
现象解读
一、
“
闯关东
”
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 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
故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 东要
“
闯
”
，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
1860
年（咸丰十年）
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
“
闯关东
”
一语之 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 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
“
闯
”
，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 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
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
“
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
；但关东又是
“
龙兴之地”
，为
强根固本，
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
“
招徕流民
”
，
开垦荒田。
1653
年（顺治十年）
设辽阳府（下
辖 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
“
燕鲁穷氓闻风踵至
”
者不少，
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
15
年后，也即
1 668
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
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 ，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
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成为清廷 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
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
“
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
藏牲
”
，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 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
“
必致（旗民）生计
日蹙
”
。这 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
“
闭关（山海关）
”
尤 其不可忽视
的根本原因，类似
“
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
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
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 想不使满人
“
习成汉俗
”
、被中原
文化同化，只好把
“自我
”
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
“
反清复明
”
之声不绝 于耳，更使
“
满汉之见
”
难以
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 比一次严厉，不仅要
“
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
”
，而且下
令
“
逐客
”
。
1740
年
（乾隆五年）
上谕命“
寄居奉天府流民，
设法行遣
……
定限十年，
令其陆续回籍”
。
十年后（
1750
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
“
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
流民再行偷越出口
……
令守边旗员 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
”
当然，清廷也
清楚，仅
“< br>闭关
”
仍不足以抵制
“
汉俗
”
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 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
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
“
柳 条边
”
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
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 大的趋势，
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
“
上谕
”
称，仅山 东流民
入关者就达
10
多万。
1776
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 ，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
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
180
万人。这些 流民都是在
“
闭关
”
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
所谓
“
闯关东
”
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
年 ，
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
流民入关东谋生，
不再视为非法，
只因
“
闯关东
”
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
“
闯关东
”
“
闯关东
”
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又以山东人为最。< br>1911
年东三
省人口共
1841
万人，其中约
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
举世震惊。
进入民国时期，< br>“
闯关东
”
浪潮仍居高不下。
从
1912
—
1949
年，
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
1984
1
万人，< br>平均每年约
52
万人，
其中
1927
、
1928、
1929
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
规模如此庞大，
难怪
“
闯
关东
”
被世人视为
“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
，是
“
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
”
。
< br>“
闯关东
”
浪潮持续了数百年，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自然会问一个< br>“
为什么
”
？
“
安土重迁
”< br>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
顾一切
“
闯关东
”
之举，
“
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
”这
“
迫切的缘由
”
，当然复杂，其中有两
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
“
地少人稠
”
，
“< br>生齿甚繁
”
，
“
人满之患
”
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 ，
“
农村
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
”
进入近代，人口压
力更大。
1850
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15.86
人，名列第四，
1911
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
202.24
人）
，
1936
年上升为第二位
（每 平方公里
256.40
人）
，
虽然次于江苏，
但如时论所评，
“
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
的土 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
”
显然，
“
人口压力流动律
”
在山东农民
“
闯关东
”
流向中
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
“
迫切的缘由
”
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 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
268
年历
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
233
年次，涝灾
245
年次，黄河、运河洪灾
127
年次，潮灾
45年次。除仅
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
107
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
3555
县次，涝灾
3660
县次，黄河、运河洪灾< br>1788
县次
,
潮灾
118
县次
,
全部水旱 灾害达
9121
县次之多
,
平均每年被灾
34
县次，占全省 县数的
31.8%
。这种灾害的
“
多发性
”
、严重性令人震 惊，自然成为
山东流民
“
闯关东
”
的强劲推力。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
“
益如火上加油
”< br>，如军阀张宗昌
“
祸
鲁
”
时期（
1925
年
6
月至
1928
年
4
月），
“
山东军队号 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
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 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
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
”
天灾人祸并行，形成山东农民
“
闯
关东
”
的狂潮，这是< br>1927
—
1929
年连续
3
年出现
“
闯关 东
”
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基本原因。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 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
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 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
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山东农民 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
“
走
”
了之。
“
富走南 ，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
，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正说明
“
逼上梁山”
是山东流民
关东之行的最
“
迫切的缘由
”
。
而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 br>步，或泛海，均极便利，
“
闯关东
”
自然是山东流民的首选。
1860
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
“
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 br>”
。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
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
193 2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
调查资料，
77%
的流 民流向关东后
“
志在农业
”
。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 进
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
“
东
三省，
钱没腰
”
，
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
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
只要有
“
闯
”
的精神，
不愁没有碗饭吃。
“
闯关东
”
之风由来已久， 这种
“
由来已久
”
，使
“
闯关东
”
逐渐演 变成为具有
“
山东特色
”
的地区
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积淀越深厚，
“
闯关东
”
的内驱力越强，
“
闯关东
”
越 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
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
“
因果链
”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
“
闯关东
”
的，
2
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
闯关东”
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
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
“
闯关东
”
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 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
二故乡，
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
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 天灾人祸，
山东人便首先想到
“
闯关东
”
，
投亲觅友，以求 接济。史书中有许多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
的扩大化和
“< br>闯关东
”
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
“
因果链
”
，< br>它使
“
闯关东
”
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
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 ，同时，也使
“
闯关东
”
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
“
盲目
”
色彩。
三、
“
闯关东
”
与东北开发
流民如潮 水般涌向关东，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关东的开发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东地广人稀，
“
闯关东
”
浪潮不仅使关东地区< br>“
人稀
”
的面貌得到改观，
与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
衡，而且肥 沃的黑土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有资料显示，
1873
年关东耕地面
积仅为
2400
万亩，
40
年后即
1913
年达到
12300
万亩，
1932
年更增加到
30618
万亩 。
荒原变良田，
流民有拓荒之功。《东北集刊》第
2
期发表评论，盛赞
“
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为东北劳
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化为田园，太半为彼辈之功 。其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
他各省人之上。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 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
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于是东北沃壤悉置与鲁人耒锄之 下
”
。正是由于山东等省流民
的辛勤开垦使
“
北大荒
”成为远近闻名的
“
北大仓
”
。这其中，流民洒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 的。
流民大量流向关东，推动了关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禹贡》第
6
卷的评论说：
“
盖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供应彼等各种需要， 遂有汉人商店出现。此类商店多系国
内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 ，粗劣棉花、靴、帽、菜品
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 ，用以统辖各支店，
都市随之而兴矣
”
。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成 为吸引流民的条件，互为因果的
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1917
年东北工厂企业发展到< br>1785
家，
1945
年达到
6878
家，发展速度与“
闯
关东
”
流民浪潮规模之巨一样惊人。
“
闯关东
”
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关东的开放，意味着清政府 保守满
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转之势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大规模入关，
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在关东，有许多山东村，就是齐鲁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
表现。中原文化
“
喧宾夺主
”
，这样势必造成中原文化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 关东文化的同化局面。
关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
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
受到
“
同化
”
，
向中原文化看齐，
所谓
“
渐< br>效华风
”
是也。结果如
WalterYoung
所云：
“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
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 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
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 归消灭，转用汉语了。
”
原有的关东文化丧
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但大面积< br>“
复制
”
到关东的中原文化，
由于脱离
“
母体
”
和环境的改变，
也不能
不发生
“
异变
”
。一个 明显的事实是，流民到了关东，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对付严寒，
也不能不学着关东人的样子 烧炕睡炕，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这就使
“
复制
”
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
“
母
体文化
”
逐渐拉开距离。而关东文化也不可 能毫无保留地全盘
“
同化
”
。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
和关东文化 而不尽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的区域文化
——
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尽管
在
“
闯关东
”
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关东文化还没有显示出绰 约的丰姿，但已初
见端倪，照史书上的话说，即
“
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 ，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
植于汉。
”
推荐书籍
：《闯关东
:2500
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
3
该书从历史学
、民俗学等角度，利用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 对山东人
“
闯关东
”
这一移民现象
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深入分析 了山东人
“
闯关东
”
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规模状况，多角度、
全 方位考察了山东人
“
闯关东
”
的历史，揭示了东北人和山东人剪不断、理还乱 的历史文化情结。
全书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图文并茂。
走
西
口
歌词：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
门口。< br>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
口。
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这个时
期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 河北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
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 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
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 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
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 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
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 ，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
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 食仍不够糊口，
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
山西千步为亩，
而 田之岁入，
不及江南什一”。
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当时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
一百 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
人超过了三百 万。
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 br>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内蒙古草原发展呢？为什么不选择去别的地方呢？原来，除了内蒙
古草原 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草原阿拉坦汗欢迎山西等地的饥民，
让其帮助当地 发展经济。
元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 西北正蓝
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
亦纷争不断。历经
170
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 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他积极主张
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 绝
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
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
1571
年），与阿 拉坦汗
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
此正值明朝中 叶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晋陕冀边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
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 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
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 ，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
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 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