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煮姜-讲故事比赛

2021年2月1日发(作者：加盟药店)
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
“
隐讳
”(
一
)
【内容提要】

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存在着
“
为尊者讳
”
、
“
为亲者讳
”
、
“
为贤者讳
”
的
“
隐讳
”
传统。由于政
治因素、社会伦理道德观、个人主观偏见等 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主、客观各个方面
的束缚和限制，
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 ，
一味美化传主，
把传记写成了歌功颂德的
人工纪念碑。中国当代传记文学要想在21
世纪获得质的飞跃，必须突破传统隐讳思想的藩
篱，树立现代传记观，把笔触伸入传主 灵魂世界的深处，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一

胡适曾在《南通张季直先 生传记序》中说：
“
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
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 话的习惯。
对于政治有忌讳，
对于时人有忌讳，
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
圣人 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
!……
故几千 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①
他认
为 传记文学要想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办法写出可靠、生动
的传记。
“
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
裸裸的写一 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
”②
传记文学中存在的源远
流长的 隐讳传统使传记文学偏离了历史真实性的轨道，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沙汀传》 的作者吴福辉说
“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
逝者如 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
‘
变动
'
之中。传记并非绝 然建筑在
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
表面 是要盖棺论定
（即凝固）
，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 同辈人俱
在，怕受多方的掣肘，
‘
为尊者讳
'
，而不易发表创见。< br>……
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
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 ，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
易
!”③
田本相在
《曹禺传
?
后记》
中也说：
“
本来，
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
但是，
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

近几年有所发展，
但有 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
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
写
什么，
怎 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
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
几乎
都遇 到程度不同、
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
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
我自己虽力求
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④
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主、 客观
环境的影响，
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束缚，
不能按照事 物本来面
貌如实直书，导致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的产生。

政治因素是传记文学中“
隐讳
”
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影响了传记文学的客观性。
中国 古代史
学历来有
“
书法不隐
”
的
“
实录
”
传统。班固称赞司马迁：
“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
良史之材，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
之实录。
”⑤
刘知几说：
“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
也；虚 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
斯。苟爱而知其丑， 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⑥
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中敢于
揭露现实，不为统治阶级避讳，
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而被称为良史。
孔子认为< br>“
秉笔直书
”
、
“
书法不隐
”
是一个优秀历 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他说
“
董狐，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
”
。但 是另一方面孔子自己在写《春秋》时又使用
“
春秋笔法
”
，主张为统治阶级避
讳，
“
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 美而
称狩
”⑥
。刘勰说
“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 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
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⑦< br>对于统治者或者圣贤的缺
点要有所隐讳，就像农夫看见野草要把它锄掉一样，这是世代必须遵守的 原则。孔子的
“
吾
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⑧< br>，形成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
“
隐讳
”
文化，导致了传记文学中
“
为尊者讳
”
、
“
为贤者讳
”
、
“
为亲者讳
”
的传统。美化统治阶级，为
统治者避讳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成为后代 史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一方面要求秉笔直书，
另一方面又要求为统治阶级隐讳，
形成中国古代史 学的悖论，
困扰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
中
国古代正史传记具有浓郁的经学倾向，章学诚 说
“
六经皆史也
”
，所有的学问都是用来
“
载道
”
的。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传记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
“
经世致 用
”
目的，
成为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
封建统治 阶级历来重视对史
传写作的控制，
入传的人物受到严格限制，
评价人物的尺度也以统治 阶级的好恶为标准。
到
了隋唐，严禁私人修史写传，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
在史馆 制度下，史官只能秉承统治
阶级意志写作，完全丧失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于是传记中的
“< br>隐讳
”
现象也更加严重。刘
知几指出：
“
国家事无大小，苟涉 嫌疑，动称耻讳，厚污来世
”
，但是他又承认这种现象有其
合理性，符合儒家伦理道德 ，
“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
”⑥
。这
种为 传主隐讳，不惜因隐讳而模糊篡改、歪曲历史事实的传统，违背了传记真实性的原则，
对中国传记文学的 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近
20
年的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中，为传 主
“
避讳
”
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朱自清去清华
大学任教，陈孝全的 《朱自清传》上说是：
“
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
”⑨
。但俞平
伯只是朱自清的北大同学，
他自己都进不了清华，
又怎么能够推荐比他低一级的同学进清华< br>呢
?
朱自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是胡适推荐自己进的清华大学，
《朱自清传》之所以要回避胡适
推荐的事实，
实际上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对历史真相的歪曲，
是一种有意或无意
识的回避。
陆耀东在写《冯至传》的时候，则对传主抗日期间在国民 党组织部长朱家骅的要
求下可能加入过国民党一事直言不讳，
“
姚先生（冯至夫人）并 未说明冯是否答应加入国民
党。我以为有可能，而且可以理解，于冯至也无损
”⑩
。为 了生存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人身安
全，
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人情的 。
传记作家敢于直言，
不为
贤者讳，
和时代的进步与社会政治气氛的宽松是分 不开的。
又比如郭沫若和政治的关系，
已
出版的几本郭沫若传揭示得都不够充分。郭沫若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取得的崇高地位除了他自
身的原因外，与政治因素的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 吴奚如说：
“1938
年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
的建议作出决定：
以郭沫若为鲁 迅的继承人、
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
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 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11
如果说政治权力在利用郭沫若的话，那
么郭沫若也自愿做了 政党的工具和传声筒，
和前期张扬个性、
崇尚自我的郭沫若相比，
后期
郭沫若 的主体性严重失落了，没有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和独立品格。
正是这种随波逐流的 性格，使他在
“
文革
”
期间写出
“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 们学习的好榜
样
!”12
这样的丧失审美趣味的政治打油诗。
但是大多数郭沫 若传没有对郭沫若的精神气质与
时代背景的互动以及他心理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挖掘，
因为 郭沫若的社会地位而人为美
化传主形象，一味歌功颂德显然是不利于认识郭沫若的真实面貌和社会价值的 。

还有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对传主在
“
文革
”
期间的表 现讳莫如深，
一笔带过，
对知识分子丧
失自我意志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和批判，如田本 相的《曹禺传》
。作为国统区来的作家，曹
禺建国后最早真诚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厉的反省 和自我批评，
1950
年在
《文艺报》
第
3
期发表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
说要把
“
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
X
光线中照一照
”
，
挖去
“
创作思想的脓疮
”，对自己过去的创作基本上否定了。这既与他的胆小、谨慎的性格有
关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br>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
他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建国后的曹禺
在对政治的妥协、 顺从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主体意识，导致创作力的枯竭。
作为
“
早衰的 名家
”
，
曹禺的命运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而且是一种集体文化现象，
是建国后 许
多知名作家的共同命运。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茅盾、老舍、沙汀等等，建国以后，他们
的 艺术生命都有一个从繁盛到枯萎的过程。
“
文革
”
期间文化的一元化、
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
使作家的主体意识、
自由意志受到泯灭和压抑，
他们的思想与创 作空间越来越少。
为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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