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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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2日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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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
(
一
)(
一
)
一 九三三年十二月，南京采石矶，诗人朱湘（一九
○
四
─
一九三三）自沉长江。 朱湘生前是新
月派的健将之一，诗风浪漫清朗，曾被鲁迅誉为
“
中国的济慈
” 1]
。他突然投江而死，对其家
人朋友而言，一直是不解之谜。追根究柢，则诗人海外求学半途 而废，归国办学屡屡受挫，
婚姻生活失意痛苦，终至内心抑郁，了无生趣，都是可能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另一位诗人步上朱湘的后尘。著名旧体诗人陈三立（一八五二
─
一九三七 ）因
抗议日军入侵华夏，
绝食以明志。晚清时代，
陈三立即以宋体诗作知名，即使五四 新文学革
命后，
也一仍故我。
陈早年曾对政治改良热心参与，然而民国肇造后的种种乱 象，
反使他心
灰意冷，乃自封
“
神州袖手人
”
。但多年后， 这位年迈而
“
守旧
”
的诗人，却为他一度雅不欲有
所牵连的新中国而 死
2]
。
朱湘与陈三立之死的动机与影响当然相去甚远。
然而暂且 不论二人或传统、
或现代的诗学兴
趣，
朱与陈都能在现实之外，
藉诗的语言经 营一己安身立命的世界。
而当这一精致的语言世
界不再能够维持时，
他们的生命随之摧 折。自杀，
成为两位诗人在一个诗意匮乏的年代，所
共同承担的宿命。
然而 ，朱陈二人自杀的涵义，只有对照王国维（一八七七
─
一九二七）
──
二十世 纪中国最伟
大的学者与诗学家之一
——
的自沉，才能昭显出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 王国维于颐和园
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身死。王氏心志可见诸其遗言：
“
五十之年，只欠一 死。经此世变，义无
再辱。
”3]
多少年后，这充满暧昧的字句仍令学者争议不休。撇 开家庭与情性问题不论，王
氏对叔本华、
尼采哲学的浸润，
对中国抒情传统与小学流变 的理解，
以及对末世景象的观照，
都可能是有以致之的原因
4]
。此外，王国 维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也使他的自沉与殉清扯上
关系。即便如是，王国维之死或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触动 今昔学者的心事。他的必死之志，
与其说是来自家国世变，无以为对，更不如说是来自千古文化危亡之际 ，所引起的大忧伤，
大绝望
5]
。
王国维自沉之谜，
令人 再思朱湘与陈三立之死。
我们要问：
朱湘的自沉，
是否像王国维一样，
在表面 的个人困境外，
更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寄托？陈三立的绝食而死，
是否并非出自新的
“
爱国
”
主义，而是贯彻了传统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或者我们是否可以 说，
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表达迟来的遗民姿态，而更是对文化
——
不论古典或现代——
的衰亡，
一种最沉痛的先见之明？
如果说中国
“
现代
”
精神，
以肯定生命进取，
日新又新是尚，
那么论者或要诘难朱 湘、
陈三立、
王国维之死，是时代落伍的表征。然而，这些诗人的
“
不识时务
”
却更可能带有一种深思熟虑
的复杂性，与那些走在时代尖端的摩登文人相比，反而更 体现他们绝不随俗的
“
现代
”
感触。
在新时代的发端处，
他 们已然明白所谓的现代性不仅仅只由启蒙、
革命、进步所表现。
面对
种种公私领域的挑 战，
他们决定抹消自身的存在；
他们俨然以否定的方式，
见证了现代所能
涵纳 的复杂意义
——
包括对现代本身的抗拒。
他们的自杀行为因此吊诡的落实了一种非传统
（却不一定是反传统）的中国
“
现代
”
主体性的出现。
< br>话说回来，
自杀从来不曾成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重要象征
——
至少从不 曾像日本那
样，竟能就自杀构成一种
“
国族寓言
”6]
。从切腹到自 杀（
jisatsu
）
，从殉死（
junshi
）到殉情
（
sinju
）
，自杀往往被视为日本文化及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巴特“
符号帝国
”
里
的神秘特征
7]
。
这一有关自 杀的
“
神话学
”
到了二十世纪，更因一连串作家的身体力行，而变
得 更加引人注目。像是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
─
一九二七）
、太宰治（一九
○< br>九
─
一九四八）
、
三岛由纪夫
（一九二五
─
一九七
○
）
以及川端康成
（一八九九
─
一九七二）
，
不过是最明显的例
子。
这些个案不仅让我们深思日本作家自绝人寰的社会、
心理因素，
也让我们探究其中的文
学因素。在自杀与写作之间，在身体的自毁与文本意义的崩落 （
litteraturicide
）之间，存在
着无可规避的辩证。
艾伦
?
沃尔夫（
AlanWolfe
）从太宰治一生连续自杀的企图以及 一九四八年
“
成功
”
的自沉，看
出现代日本颓废政治及美学的线索； 而洛伊
?
斯塔斯（
RoyStarrs
）则自三岛由纪夫一九七
○< br>年戏剧性的切腹自杀，探讨日本现代文化政治与肉身政治的终极演出
8]
。此二例中，作 家
有关自杀的叙事或可视为他们自毁前的预演，而他们实际的自杀则堪称为一种
“
终极 叙事
”
；
缺少了这一终极叙事，作家的文学世界便无法克竟全功。因此三好将夫（MasaoMiyoshi
）如
是作评：
“
倘若在文学与自杀间存在一种 本质关联，那么日本小说及其作者则是当之无愧的
代表。
”9]
除开王国维 、朱湘、
陈三立等，
现代中国前半个世纪可资谈论的文人自杀案例，其实并不算
多1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绝于世的诱惑，就未尝影响中国作家与思想家。特别在小说世
界，
当鲁迅沉思着自噬其心的活死人，
当郁达夫写着走进大海自溺的留学生，
当沈从文 回忆
着为情殉身的湘西男女，
（文学）自杀成为有力的方式，批判或探问现代中国人神秘的灵魂
深处
11]
。进一步的例证，还可包括丁玲（一九
○
四
─< br>一九八六，
《自杀日记》
）
、茅盾（一八
九六
─
一九 八一，
《蚀》
）
、
庐隐
（一八九八
─
一九三四，< br>《海滨故人》
）
，
以及尤显突出的老舍
（一
八九九
─
一九六六，
〈月牙儿〉
、
《骆驼祥子》
、
《火葬》与《四世 同堂》
）等人的作品
12]
。
然而现代中国的后半个世纪文学里，
实际与虚构的自杀行为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艰难命题。
识者通常认为造成（文学）自杀层出不 穷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席卷中
国的前夕，
沈从文企图自杀未遂。
这一事件只是一个不祥的前兆，
预示以后数十年间文学界
即将接踵而来的悲剧
13]
。
沈从文企图自杀原因在于他预见极权统治下，
文学创作没有未来。
沈 氏获救后，放弃小说写作，转治服饰史。沈的选择，当然有太多无奈，但在清算与斗争愈
演愈烈的时代里 ，他的自甘消失，未尝不是明智之举。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沈氏将目睹
许多同行的恐怖下场。他们遭 受羞辱、生不如死、
终于自我了断，
其中赫赫有名者包括李广
田（一九
○六
─
一九六八）
、傅雷（一九
○
八
─
一九六六 ）
、闻捷（一九二三
─
一九七一）
、老舍
等。
一 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老舍在禁受红卫兵公开拷打与羞辱后，
自沉太平湖。
新中国成 立
后，老舍全心奉献，甚至赢得
“
人民艺术家
”
的封号。然而一夕之 间，他沦为人民的敌人。终
其一生，老舍不断思索自杀
——
或舍身
——
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前提。但正如其子舒乙所言：
“
真正的
‘
舍身
’
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
最不应该发生的情 节上。
”14]
当老舍踏入湖水那一瞬，他是否感到一丝反讽式的解脱？因为
作家最终 选择了自己笔下一系列人物所作的选择。
老舍毕生试图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寻找意
义，而意义的 终极无他，唯有一死。老舍《茶馆》
（一九五七）中的一句话又回到耳边：
“
我
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15]
阿尔瓦雷
（
Alfre dAlvarez
）
在探究文学与自杀的关系时，
曾提出两类追求
“
自我了断
”
的类型。
一种类型为
“
极权主义艺术家
”
，指的是艺术家因为受一种非人的、压抑的外在社会体制，而
终于选择自杀，
或
“< br>保持沉默，那死亡的同义语
”16]
。
另一种类型是
“
极端主 义艺术家
”
，指的
是具有内在自毁力量的艺术家，他╱她
“
在可能与 不可能之间，刻意探求那一狭窄的、暴力
的地带，
铤而走险
”17]
。
对这两种判然有别的自杀方式，
阿尔瓦雷显然抬举后者。
对他而言，
极权主义艺术代 表一种剥夺式语言，即
“
剥夺事实与形象，它发生在受害者本人的生命被非
人化且被褫 夺之时
”
。相形之下，极端主义艺术则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余泽。的确，它
“
所完
成的革命肇始于早期浪漫派对隐私与主观想象的执着
”18]
。由此，艺术、创造 性、死亡与自
我之间的关联获得最强有力的表达，浪漫英雄主义的发挥，达于极致。
根据阿尔瓦雷的定义，
沈从文与老舍似乎堪称范例，
阐明了极权统治下两种类型的抉择。
沈
从文放弃写作，选择沉默来应对毛政体；而老舍则以自沉太平湖完成了他暧昧的爱国主义。
不过阿尔瓦雷的理论自有局限；
仅仅视老舍与沈从文为现代暴政的
“
典型
”< br>牺牲品，
未免太小
看了二者的主体抉择。
如果我们视自杀为一种人性自我销蚀的 暴力行为，
总是取决于太多的
私人与公共因素，而在
“
极权主义
”< br>与
“
极端主义
”
类型之间、之内，自杀行为必有更为多元的
类 别层次。
就像下文的例证将要表明的，
文革期间一桩看来全然极权式的自杀事件，
其动 机
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浪漫私人欲望；
而一件
“
后现代
”
九< br>○
年代迹近
“
极端
”
个人主义的自杀行为，
反而包藏 了深切的政治创伤。
自杀、
写作与
（后）
现代性，
在过去四十年间的 中国文学史里，
形成了极复杂的辩证关系。
这一现象不应被简化为现成的话语，
而需要 细腻的历史的反思与
细察。
我选择的个案包括闻捷，大陆五、六
○
年代重要的红色诗人，文革期间死于煤气自杀；施明
正（一九三五
─
一九八八）
，台湾诗人、画家、金石家、小说家，八
○
年代末因抗议国民党政
府司法不公，绝食 而死；顾城（一九五六
─
一九九三）
，新时期才华卓绝的诗人和小说家，在
纽 西兰砍死妻子后上吊自尽。
这三位作家来自不同背景，并以不同原因自我了断。但意味深长的 是，
他们的自杀行为，要
么在其写作行为中已见端倪，
要么死后为他人评说，
以致盖棺也不能论定。
盘旋在这些作家
身上的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他们生前的写作，< br>难道就为了一死了事？或者，
他们是因为预知
死亡，
才能从事写作纪事？我将此 三例逐一罗列，
不能不想起中国现代文化及其身体政治间
不可思议的辩证关系。而有鉴于早期王 国维、
朱湘、陈三立的死事，下文所要讨论的三桩案
例，更促使我们沉思上个世纪的中国文人为 了生，或为了死，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一闻捷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一九三八
─
一九九六）及其侄女戴慧，被发
现陈尸上海寓所19]
。这桩谋杀案震惊文坛，并迅即引起全国关注，因为自八
○
年代初期以来，戴厚英一直是共和国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戴的小说如《人啊，人！
》
（一九八一 ）
、
《诗人之死》
（一九八二）等，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探究一代中国人的道德 责任，曾
风靡一时。藉此，她跻身
“
伤痕文学
”
与
“
反思文学
”
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列。
戴厚英不是此节讨论的主要人物。< br>不过她的死却有助于我们阐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谜团，
即红色诗人闻捷（赵文节）一九七一年 的自杀。一九九七年，戴厚英的《心中的坟》于身后
付梓；这本书重刊了戴于一九七八年致友人高云一封 长达五万字的信函
20]
。在信中，戴详
述她怎样在一九七
○
年意外 与闻捷坠入情网，以及这桩罗曼史如何导致闻捷于次年年初的自
杀。
戴与闻的情史曾是文革期间 最出名的绯闻之一，
并成为戴创作
《诗人之死》
的原始材料。
戴曾在其自传《 性格
?
命运
?
我的故事》
（一九九四）中，提及此事
21]
，但直到她致高云的信
件出版，我们方才理解这段感情的始末，以及潜藏其中的政治暴力。
红色诗人之死
闻捷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一个铁路职工家庭。
因 父亲早死，
闻捷十四岁被迫退学，
到
南京一家煤球厂当学徒。
抗日战争期间，
闻捷加入左翼爱国阵线，
在华中地区随一剧团游走
四方。
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 国共产党，
一九四
○
年前往延安。
四
○
年代他进入陕北公学 学习，
并于陕甘宁边区《群众日报》任编辑和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涉猎历史剧、秧歌剧、短
篇小说等文类。
闻捷的文学生涯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真正起步，
其时，
他担 任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的社长。
西
北的山川地貌、
异族风情深深感动诗人，
并 驱使他写下大量边疆题材的诗歌。
这些诗作后来
结集成册，题为《天山牧歌》
（一九五 六）
，昭示一位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诗人的诞生
22]
。
然而，闻捷 并不满足田园牧歌的主题或民间歌谣似的风格。对他而言，诗必能为政治服务。
理想的诗作可以同时驾驭 抒情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意志与党派命令
23]
。因此，闻捷在其
名作〈河西走廊行 〉中写道：
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每天迎着太阳放声歌唱；
仿佛一只黎明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