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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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
作者：陈寒鸣
转贴自：心学联合论坛
［内容摘要］一种新的思想潮流的产生与发展，有多种原因。
阳明心
学自亦不能例外。
其兴
盛于中晚明，
既
合乎儒家思想传统自身发展之轨迹，
又是当时社会危机的反映，
同时也适应
了处于危艰政治生存环境中士人群体的心态。
［关键词］明代中后叶；阳明心学；儒家学术；社会危机；士人心态
明代中
后叶，
阳明心学兴起，
并成为整个中晚明影响十分广泛而又深刻
的社会思潮。
这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阳明心学所以兴起并蔚然成潮，固然是儒家学说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但更有深刻
的社会原因。先就前者言之，南宋朱熹以
“天理”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十分
精致的理学思想
体系。他讲求“格物致知”
、泛观博览，虽有益
于知识累积，却亦难免过重读书考索之弊，
诚如章学诚所说：
“
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
寓约礼于博文，
其事繁而密，
其功实而难。
”
（
1<
/p>
）
与之并时的陆九渊已斥其“支离”
。陆
氏为学主张“尊德性”
、
“发明本心”
、
“先立乎其大”
，
直指人心，以求顿
悟，对纠正朱学之弊自有裨益，故由宋而至元，
“和会朱陆”乃成潜生暗
长的思潮。元明之际学者多受之影响，故而洪武学术颇显生动活泼气象。但永乐独尊程朱，
诏颁《四书大全》
、
《五经大全》
< br>、
《性理大全》
，将朱学著为功令，遂使读书求仕之人不
得不
拜倒在朱熹脚下：
“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
六经为可缓，以言《诗》
，非朱子
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
，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而言之，
《尚书》
、
《春秋》非
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
子，率鸣鼓而攻。
”
（
2
）迨至明代中叶，凡有不合于朱
学之言者尽遭申斥。如据《明世宗实录》卷九
十九记，太仆寺亟陈云章进奏所著《书传疏》
六秩、
《大学疑》
一秩、
《中庸疑》一秩、
《夜思录》一秩，嘉靖帝览之怒曰：<
/p>
“
《大学》
、
《
中
庸》经传，先儒俱有言论。我祖宗已表章颁示天下，迩时造邪说者又有旨禁约。云章辄
敢剽
窃谬言，淆乱经传，何狂诞若此！所进《书传疏》
，礼部姑
收看；
《大学》
、
《中庸》疑，
《夜
思录》
，即毁之。有踵此者，罪毋赦。<
/p>
”
朱学既
成为神圣不可改易的官学，
学者也就只能奉程朱为极致，
谨守朱
学矩镬，
极
尽推崇而不敢稍有逾越，如薛瑄谓：
“
《四书集注》
、
《章句》<
/p>
、
《或问》
，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
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
至广至大，
至精至密
，
发挥先圣贤之心，
殆无余蕴，
学者但
当依朱子，
精思熟读，循序渐进。
”
（
3
）在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实是一种流行
观
念。
这种独断观念表明朱学已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张力，
故而欲求儒学发展便需另辟新
路。陈献章（
1428-----1500
年）早年锐意科举，后绝意仕宦而迫求学术，并将“作
圣”当作
为学的根本目的。他针对朱学的“穷理”
，针对汉、唐
以来的训诂、辞章、科举之文而提出
圣学在于“人心”
，
“圣朝仿古设学立师以教天下，师者传此也，学者学此也”
（
4
）
。他又慨
叹世之学
者蒙昧而不知觉悟，
“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
其失在于不自
觉耳”
（
5
）
，
遂提倡
“贵疑”
：
< br>“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几也。一番觉悟，一
番长进。
”
（
6
）他所称引的这位“前辈”正是陆九渊，陆氏曾告诚弟子“为学贵知疑，疑则
有进”<
/p>
（
7
）
，
“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
8
）
。陈献章一反崇朱的时论，认为濂、洛的学脉
是
“主静”
、
“主一”
，继承这个学统的
是陆九渊而非朱熹：
“周子《太极图说》
‘圣人定之以
中正仁义而主静。问者曰：圣可学欤？曰：可。孰为要？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
。二程
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
< br>”
（
9
）自谓“狂言”
，这是陈献章在朱学
独尊的情况下使用的遁辞，其实正表明其思想已背离
朱学领域而进入陆学藩篱。
与陈献章大体同时的朱学家程敏政
亦在朱学极盛时代，感觉到了时弊，深忧“近世
学者类未探朱子之学及其所学肯綮所在，
口诵手录，
铝研训释，
只徒曰我学朱子
云尔”
（
10
）
。
他与那些拘守门户的朱学学者不同，能以超越心态看待朱、陆两家之学，提出朱、陆
“早异
晚同”论，指出：
宇宙之间，
道一而已。
道之大原出于天，<
/p>
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
心岂有二哉？惟
其蔽于形气之私，
而后有性而非其性者，
故圣门之教在于复性。
复性之本则不过收其放心焉
耳。颜之四勿，曾之三省，与子思之
尊德性、道问学，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夺，其
言凿乎如出一口，诚以心不在焉，
则无以为穷理之地，而望其尽性以至于命哉！中古以来，
去圣益远。老、佛兴，而以忘言
绝物为高；训诂行，而以讲析偏缀为工；词章胜，而以哗世
取宠为得：由是心学晦而不明
，几焉不行。虽以董、韩大儒尚敞于此，而亦何觊其他哉？子
周子生于千载之下，始阐心
性之微旨，推体用之极功，上续孟氏之正传，而程子实亲承之，
其言曰“圣贤千言万语，
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
上达也”
。此言之切要，意之诚恳，所望何学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统者。于是朱、陆两先
生出于络学销蚀之后，
并以其说讲授于江之东西，
天下之士
靡然从之。
然两先生之说不得不
异于早年，而卒同于晚岁。学者
犹未之有考焉，至谓朱子偏于道问学、陆子偏于尊德性，盖
终身不能相一也。鸣呼，
是岂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问学，固以尊德性为本，
岂若后之<
/p>
讲析偏缀者毕力于陈言？陆子之尊德性，
固以道问学为辅，
岂若后之忘言绝物者悉心于块坐
连城？惧夫心性之学将复晦且几于世，
而学者狂于道之不一也，考见其故，详著于篇。
（
11
）
程敏政
从
“道一”即
“道”统于“一”的观点出发，
< br>认为洛学销蚀之后，
继起的朱、
陆之学虽“异于早年”<
/p>
，然而毕竟“卒同于晚岁”
，其所同者，即为历圣相传，且由周、
程相
续之“道”
，亦即朱、陆皆为“道统”的继承者。因此，他
不同意将“道问学”
与“尊德性”
分
为两途，认为这会妨碍道学的发展。他在《淳安县儒学重修记》中说：
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
两途，或沦于空虚，
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
（
12
）
在《送汪承之序》中讲得更加具体明白：
中世以来，
学者动以象山藉口，
置尊德性不论，
而汲汲于道问学，
亦不知台
之所谓
问学之道者何也？或事之文艺而流于杂，
或专训诂而入于
陋，
曰我之道问学。
如此孰知紫阳
文公
之所谓道哉？（
13
）
这里，
程敏政批评那些目光短泼的朱
学学者盲目排斥陆学，
不知自身支离芜杂之失。
在他看来，
“尊德性、道问学，只是一事”
，二者不可偏废，而应交养互发。他
说：
“所谓尊
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则无毫发食息之
不谨，若《中庸》之‘戒惧’
、
‘玉藻’
、
‘九容’是也；所谓道问学者，知天下无一事而非分内，则无一事而非学则，如《大
学》之
‘格致’
、
《论语》之‘博约’
是也。„„大抵尊德性、道问学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
养中，而道问学则求其由中
应外之节：即《大学》所谓求其极者，实非两种也。
”
（
14
）
陈献章、
程敏政从不同角度顺承了宋元以来和会朱、
陆的思潮，
体现出背朱入陆即
摒弃朱学过重读书考索之
弊而转向
“求心”
的学说思想发展之路向。
王阳明就是沿着这路向
进一步开展而提出其心学思想的。阳明曾坦言其受程敏政
《道一编》影响而编《朱子晚年定
论》以张扬其心学思想（
15
）
。他一生虽未齿及陈献章，但与白沙大弟
子湛甘泉友善，且对
湛氏之学深为契合，故而陈、湛之学对其影响甚明。总之，阳明心学
在明代中后叶的兴起，
乃是儒学逻辑发展的结果。
再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方面来看，弘治、正德以后，
随着经济的恢复、商业的
繁荣，
江南一带新
兴市镇不断涌现，
社会生活开始崇尚奢侈，
价值观、
人生理念、
生活趣味、
生活方式都在不知不觉地发
生变化，
影响及于士风，
就是个性张扬与名利观念滋长。
嘉靖四
年（
1525
年）
，吏部尚书廖纪上疏称：
正德以来，士多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图捷径，或因官非地
，或因职业不举，或
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
而去者。其意皆籍此避
祸掩过，为异日拔擢之计，而往往率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
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
习大坏。
（
1
6
）
嘉靖十
一年（
1532
年）
，郭维藩进言论士
风道：
今者士风渐漓，一切好更张以取声誉，以夸张为变通，安静为
迂腐，严怠为才干，宽
厚为无能，好恶任情，不以为耻。如此，则俗薄而政龐，非细故也
。
（
17
）
嘉靖十八年（
1539
年）
，右都御史王廷相应诏自陈，说：
臣观今日士风臣节而知灾异之所由
来矣。
大率廉靖之节仅见，
贪污之风大行。
一得
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路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
以点火，白
昼可以通神。夫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
。而今则累千
钜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
坏，一至于此。
真可痛也！大臣贪浊而日在高位，则小臣仿效，将无不惟利是图矣。京官
贪浊而安处无息，
则外官鼓动亦无不惟利是图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无变
其俗，将民穷盗起，
而邦之厉阶由此起矣。
（
< br>18
）
可见其时，繁荣掩盖着腐败，而腐败从社会诱发而入于廷臣，
上行下效，宦风士习
大坏。
处于官学地位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对
此种状况无能为力，
王阳明遂以良知之学代之而
兴。他说：
“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
良知，以相安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了大同。则仆之狂病固然脱
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
（<
/p>
19
）明言其倡致良知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 br>存天理、去人欲。阳明弟子多对其师之学出现的这原因有所理解，
故亦多追求存理
去欲，如
王畿主张下苦功节制欲望以防止纵欲：
“嗜欲深痼，割
情极难。此已一句道尽。若非极下苦
功，令本心时时作得主宰，未有不以纵欲为自然者。
”
（
20
）欧
阳德亦提倡“纤欲不留”
：
“人
心纯粹
至善，本无许多偏邪回曲。学者必纤欲不留，得其本心，种种荣辱得丧、欣戚喜惧、
世俗
情态无能干扰，此心直是其介如。
”
（
21
）总之，为改变世风士习，阳明心学以回归自性
良知，
重新修持道德以臻于止善为最终目的。
阳明对其学兴盛的这一社会原
因屡有言及，
如
谓：
“仆诚赖天之灵，
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
陷溺，则为之戚然痛
心，忘其身之不屑，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
（
22
）
“
后世大
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
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
不自知觉。是故以之为子，则非孝；以之为臣，则非忠。流毒
扇祸，生民之乱，尚未知所抵
极。
今欲救之，
< br>惟有反朴还淳是对症之剂。
故吾侪今目用功，
务在鞭辟近
里，
删削繁文始得。
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
讲明致良知之学。
”
（
23
）
“
近世士大夫之相与
，
类多繁文弥诳而实意衰薄，外和中妒，徇私败公，是以风俗日恶而世道愈降。
„„仆已无所
可用于世，
顾其心痛圣学之不明，
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圣之遗训，与海内之同志者讲
求切靡之，庶亦少资于后学，不
徒生圣明之朝。
”
（
24
）
由此可
见，王阳明是为拯救当时“天下波颓风靡”
，
“何异于病革临绝
”
（
25
）的社
会危机而提出其心学思想体系的。在他看来，
“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
益”
（
26
）
，这乃是现实社会中
“纪纲凌夷”
、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贬值在
观念形态的体现，而现
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道德的危机又皆根源于
“良知之学不明”
，
“功利之说日浸以盛，
< br>不复知
有明德亲民之实”
（
27
）
。
“良知之学”暗而不明与“功利之
说”兴而日盛，二者互为因果，
致使“祸乱相寻于无穷”
“
28
”
。因此，阳明言“心之本体即是天理
”
，试图把伦理道德由外
在强制性的规范转化成为人们内在的自
觉要求；揭“致良知”之教，希求以“良知”净化道
德律，并赋予道德律以实践性；倡“
知行合一”说，以期端正人心，整饬风习，使士习民风
归于圣学正途。
< br>
最后，
处
于危艰的政治生存环境之中的士人对自处之道的寻求，
表明阳明提出其心
学思想以及这心学思想一经提出便在士人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
亦自有其文化心
态方面的深
刻原因。明代中叶，王权专制，阉宦干政，朝纲紊乱，政治昏暗。处于这样一
种生态环境之
中的正直儒士，不仅难以有所作用，更且最易遭受迫害，故而也就切盼自振
，有所超越，以
求得到内在精神的安灵与境界之提升。王阳明本人就是经历了
“九死一生”
的磨难，在生死
困顿中有了“龙场顿
悟”
，方才超越了朱学传统而开始形成其心学思想的。据《年谱》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