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了清帝国 在所谓“亚洲腹地”

（指满洲、

蒙古、新疆、西藏）的统治政策 、纳贡制度、移民限制、阶级状况、宗教政策、

经济情况等内容。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作者使用某一特定概念加以论述本无可

厚非，

但相对于“亚洲腹地”这一概念，

作者使用了所谓“中国 本土

（本部）

”、

“满洲”、

“清朝治理区”等一系列说法，

而且地图中疆界的画法、

地点的位置

和名称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

（如图一、

图二均缺南海诸岛；

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

渡 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按共有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

前后也不尽 一致。

所有这一切都容易误导读者和引发政治问题。

目前国内为 大多

数学者所认同的地理划分方法就是白寿彝先生所提倡的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范围为准，

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地理概念问题，

宜为此书所借鉴。

这一章

与第七章“中俄关系（

1800-1862

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

藏的全盛时期”作者相同且联系紧密。

这三章展现了俄国在新疆、< /p>

蒙古和满洲扩

展势力和割占领土的过程，

英属印度的扩张对清朝在西藏权威的威胁，

浩罕的商

业野心和玛 赫杜姆家庭的宗教政治对清朝控制新疆六城地区的威胁，而这又与

19

< br>世纪

70

年代的边疆危机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

的观点：

例如，

作 者认为太平军的叛乱对沙俄侵略满洲有一定影响，

因为它抽空

了 当地的旗兵，

造成财政困难及社会秩序瓦解；

此外，

区移民，

地理概念不清也 是促成俄国侵略的重要原因，

而传统观点仅强调清政府

的软弱无 能及腐败；

认为

1835

年签订的“中 国

?

浩罕条约”是中国的第一个“不

平 等条约”，

并将其与

1842?1844

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作对比，

指

出其相似之处：

给予治外法权、

赔款、

协定关税、

废除公行垄断及最惠国待遇

（认

为其是中国 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政策的延续）

；

认为清政府在西藏的权 威极

其有限，

只是拉萨政府为抵御英国势力的入侵而故意加强清 政权的保护假象。

以

上种种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 。

< /p>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员 苏珊·琼斯和

芝加哥大学教授菲利普·库恩）

从人口增长形成的 压力及社会问题出发，

论述了

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教育及人员考核制度的弊病、

地方叛

乱对统治秩序的冲击、学术界的新趋势

?

经世致用论的兴起。从第四章“广州贸

易和鸦片战争”

（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小弗雷德里克·韦克）

开始，

进入中国

近代史的范畴，它与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作者为费正清）自成一体。其

中论述了广州传统公行贸易的特点、发展及衰落，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影响，

< br>以及新的中外关系

-

条约制度的形成。传统的观点认为： 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以

军事实力为后盾，

为了扩展在华经济、< /p>

政治影响强加给中国的，

对中国主权造成

了严重的损害。该书在强调传统观点的同时，指出了条约制度的部分正面影响：

迫使中国 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承认在欧洲国际制度范围内

< br>正常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某些权利，

使中国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 /p>

方，向西方学习；促使中国税收制度作出某些调整

?

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传统

观点认为这是外国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手段，< /p>

但作者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官僚贪

污腐败成风、

庇护制盛行，

这种新制度却能带来一个既公正可靠，

又有效 率的海

关，使清政府从中获益。此外，作者还指出：条约口岸制度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 /p>

冲突，

在清政府方面看来，

它实际上是中 国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

正是在这

一基础上，中外双方实现 了暂时的妥协。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

（作者为菲利 普·库恩）

与第九章“清代的中兴”

（作者

为加利福尼亚大学

[

戴维斯

]

历史教授刘广京）

联系密切。

这部分介绍了 太平天国

运动的起因、发展、衰落及影响，并分析了其失败原因，与捻军运动作了对比。

该书指出，正是由于太平军的叛乱，削弱了清朝的中央集权与抵御外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