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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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
南京大学
高华教授
在今天的中国，
有关毛泽东的叙述，
是
一个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有
关毛泽东的研究已经越出学
院的范围，
不同年龄段的人，
不同社会背景的人，
都
会有自己的对毛的叙述，
有时，
< br>这些叙述是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
有时这
些叙述只
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
而不一定要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基础，
也就是
说，把毛已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符号象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毛对中国的<
/p>
影响有何等深远，
尽管他已去世二十七年，
中国的情况和他离世时相比，
已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是学历史的，应该比较客观，但
即便这样，不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
有关对毛的叙述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或学者，
他们有不同
的评价系统
，再有，就是毛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着不同的面相，
梁漱溟先生就说过：
“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当我们只看到
毛的
一个或几个面相，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论就在所难免了。对于毛，自可以有
不同的认识角
度，
这些不同的认识角度构成了一个很宽大的平台，
能够帮助我
们
来认识毛泽东这个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极其重要，
极其复杂
的历史人物。
我只
能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就这个问题粗线条的谈
一些看法。
（一）
我
谈的主题或一个基本线索是：毛泽东的崛起和
1949
年中国共
产革命的胜
利，
也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
毛在晚年对他一生的事业也作过自我评
价：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
人打败，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
文革。对第一件事，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
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毛在中
共崛起与他是中共最有名的军事领袖分不开的。
1927
年
9
月之后，
毛上山，
但是当时中共党人上山的也很多，
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第一，
他做的
最成功，
第二，
毛不仅仅是军
事领袖，
他在政治上也有许多见解，
1928
< br>——
1930
，
毛在赣南和闽西
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这就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中心，
发挥政治动员
的巨大功能
，开展土地革命，争取底
层群众支持，创建中国的红色政权。而他
的基本的政治态度和领导风格也在这个时期浮现
了出来了：
1
，重视革命暴力，
强调革命专政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和夺权的极端重要性，
2
，有一套改变中国的大见解，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从不放弃，
3
，重视动员底层群众，
4
，非常现实主义，
5
，强势的领导风格，
这五点一直延续到
1976
年毛逝世，基本没有改变。
1928
年后的上海中共中央：
1
、以城市为中心，
2
、对毛乐观其成，
虽然有时觉得毛偏离“正统”，但基本上对毛是肯定和支持的，
1928
年在
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缺席仍被选为中央
委员。
1930
年后，因生存环
境日益
恶化，
上海中央向江西转移，
1931
年底
-1933
年春，
上海中央到达江
西苏
区，与毛的分歧冲突加剧：毛的军事路线与中央的军事路线的分歧是最重要的；
其次，党中央要树立新权威而对毛加以防范，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
< br>“阶
级决战”，毛的军事路线：敌强我弱，要有长期的观点，要避实就虚，集中兵
力
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大幅度前进，大幅度后退，不以一城一地
为目标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的这一套确
实很成功，将国民党军的几次围剿
都打破了，创造了“以少击多”的典范，留苏派在周恩
来等的支持下，取得了政
治上的成功，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二十多个县建成，但由于没有
军事上的成功，
蒋介石以“步步为营”、“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
，
1934
年
10
月，红
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损失惨重，到了遵
义，为了党和军队的生存，领导层决定
开会，也是毛有意促成的。他有句名言，当仁不让
。在这次会议上，毛分化了国
际派，争取了周恩来，毛重新进入核心层，毛这时的权力还
是相对的，尽管他已
成了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毛泽东以后说过，他这个人是
“本来很灵”，“但被
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
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
了起来，果然遵义会议后，他立即就
行动了起来。
毛面临的两个问题
1
、
如何对付国民党？
2
、
如何进行党内整合？
毛在
1938
年和梁漱溟先生说过，他是“以其道易天下者”，
1935
一
1936
年，面对
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
是对毛而言，事实
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
战线。不言而喻，
“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
之“苍龙”。在中共
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
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
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
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
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
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
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对党
内进行统合的战线。
显而易见，
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
/p>
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
军队，
则一切免谈
；
而易国民党之天下，
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
/p>
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
政策等各个方面，
是故，
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
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
1935
一
1936
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
毛的努力下，
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
< br>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
显改善。
毛在军事上的成功，
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
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
从
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
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
挥的作用日益突
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
地位，
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
对毛泽东
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
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
长征前夕，
战况瞬息万变，
形势极端
危急，
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
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
入军队，
而中共全
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
李德、
周恩来领导的
“三人团”
。
遵义会议虽取消了
“三
人团”，但在<
/p>
1935
年
3
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
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
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
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
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
来决定，
周恩来是代表党在
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
毛泽东辅助周工作，
但到
1935
年春夏之交，
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
周成了毛的辅助者。
这样毛成了事
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
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
在紧张的战时
状态下，
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
当毛置身于领导
军队的关键地位时，
事实上
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
正是
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
毛泽东在
1935
< br>一
1936
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
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
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
/p>
全力指挥军事的同
时，
毛对党的大政方针
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
一方面，
毛不敢
冒任何风险，
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
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
稳定；
另一方面，
毛又不失时机，
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
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
有条不紊、
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
行局部调整。
< br>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
毛被迫长期违
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
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
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
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
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
础。
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
1935
年
1
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
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
论，但是到了
1937
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
维持这个结论，
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
结论之所以要修正，
是因为它关系
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
“道”
，
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
/p>
不推翻此结论，
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更无法打破令毛感到压抑的、
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
的改造。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
1937
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
重大影响，这场
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
1927
一
1937
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
的问题。
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
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
拒，
毛只是有节制地表
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
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
年路线
的总体看法。
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
但毛洛联
盟从此正
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
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二）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
又就与国民党统
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
毛泽
东陷入了
1935
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
年
8
< br>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
其武装、
八路军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
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
/p>
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
周恩来且带头
对毛的主张表
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运动游击
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
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
年
11
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
大使命，以共产国
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
启，传达
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
受到
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
周
且在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
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
而没有实
行抗日
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
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
但最终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
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
此亦所
谓“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
远。
1937
年
12
< br>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
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
1937
年未至
1938
年夏，这是
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
，此
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
937
年底至
1938
年夏，毛韬晦养
气、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
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
下之心”
< br>，
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
便无法在新的
形势下使其同
事折服。
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
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
并
加以自己
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
1935
年前，毛尽管
已萌生种种想
法，
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
只是到了抗战阶段，
当毛已研读了一批列
宁、
斯大林著作，
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
概念化。
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
促使他创
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
念术语。
1938
年
8
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
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
其
“道”
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
毛正式亮出
自己的旗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正当性，
也为夺取
“解释权”
走出关键的一步，
毛明确表示，
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
，
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
毛的
“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就其大的方面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
斗争、暴力
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
、
“马上打天下”
的传统融汇统一，
使
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
推翻国民党统治
的现代农民大革命。
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
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
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俄式理论及
其经验与毛
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
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
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
，
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
释，
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
它更有助于改变
“
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
物”
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
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在民族主义
高
涨的抗战阶段，
毛抓住
“中国化”
的旗
帜，
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